1938年的一天，张爱玲的父亲趁妻子不在家，偷偷拿着针管来到张爱玲的房间，在昏迷的张爱玲胳膊上注射一针。
那年冬天的上海，阴冷的空气渗进张家大宅的每一个角落，张爱玲蜷缩在那间没有窗户的地下室里，高烧让她的意识模糊不清。
痢疾已经折磨她整整三个月，腹泻带走了她最后一丝力气，皮肤下的骨头清晰可见。
保姆何干每次偷偷送来的稀粥，她只能勉强咽下几口，曾经在圣玛利亚女校穿着精致校服的她，此刻像一片枯叶般随时可能凋零。
张志沂站在女儿床前，手里的针管在煤油灯下泛着冷光，他盯着张爱玲凹陷的脸颊，想起她小时候坐在自己膝头背唐诗的模样。
针头刺进苍白的手臂时，昏迷中的张爱玲轻轻抽搐了一下，他所注射的磺胺类药物当时要通过德国领事馆渠道进口，每支价格抵得上普通人家一周伙食费。
他注射时手在发抖，不知道是怕女儿突然醒来，还是心疼这些昂贵的药水，隔壁房间传来脚步声，他慌忙把空针管藏进袖口，不能让妻子孙用蕃发现这次秘密治疗。
张爱玲从生母黄逸梵家回来时，继母孙用蕃借口她目无尊长，当众扇了她耳光，当十七岁的张爱玲本能抬手遮挡，被扭曲成"殴打继母"的罪状。
暴怒的张志沂抡起皮带抽打女儿，直到她瘫倒在地仍不停手，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我当时像中了邪，完全控制不住自己。"
然而，这场毒打的后果远超所有人预料，张爱玲被关进地下室后染上痢疾，而继母坚持"饿几顿就老实了"，拒绝请医生诊治。
何干是这场悲剧里唯一的光亮，看着张爱玲长大的老保姆，每天冒险送来干净的衣物和被褥。
当她发现小姐开始便血时，终于跪在张志沂面前哭诉："老爷，再这样下去要出人命啊！"这句话戳中了张志沂最脆弱的神经。
虽然沉迷鸦片让他性情大变，但残存的父爱和怕担"恶父"名声的顾虑，促使他做出了那个深夜的决定。
连续三天的秘密注射后，张爱玲的体温终于降了下来，何干用珍藏的西洋参熬汤，一勺勺喂进她干裂的嘴唇。
康复过程中的某个深夜，张爱玲听见何干与巡警商量换班时间。
当春天第一缕暖风吹进上海滩，瘦弱的她趁着夜色翻出窗户，身上只带着何干偷偷塞给她的象牙骨子折扇。
那把扇子后来出现在她小说里，"因为年代久了，一扇便掉毛，漫天飞着，使人咳呛下泪"。
张爱玲逃到母亲家后，在《大美晚报》发表文章揭露父亲暴行，引起上海文坛震动。
而张志沂余生都活在这件事的阴影里，1953年他临终时，身边只有续弦孙用蕃。
值得一提的是，晚年的张爱玲对这段往事表现出奇特的平静，她在美国接受采访时说："我不恨父亲，我们只是两个时代的人。"近乎冷酷的清醒，或许正是那段经历馈赠给作家的特殊礼物。
当我们翻阅香港大学保存的张爱玲成绩单，会看见她逃离家庭后爆发的惊人能量，英文历史全优，数学达标，1939年获得奖学金赴港深造。
那些在地下室挨过的日夜，最终化作《金锁记》里曹七巧扭曲的母爱，《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精明的算计。
现代文学研究者发现，张爱玲笔下所有被囚禁的女性，房间里总有一扇若隐若现的窗。
就像1938年那个冬夜，注射器里的药水在黑暗中闪烁的微光，既是救赎的象征，也是决裂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