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定义“人”？在哲学层面，对这个抽象问题的回答无疑可以列举众多理论和学说。当我们转向日常生活会发现，虽然人们很少直接定义“人”，但其实也时刻在表述着关于什么是“人”的看法。比如，人们谈起人生感想会以“人嘛，最重要的是开心”开头，这是一种有关“人”的描述，只不过它定义的是生存目标和意义。与什么是“人”这一问题直接相关的，还是当人们在表达对某件事某种现象不满时说的“不是人”（如“这是人能做出来的吗”），这里的“不是人”也即“非人”。通过重申人与动物的不同，是定义“人”常见的一种方法。

当然，人也是动物。当早期的人摆脱野蛮，进入文明状态，“人”产生，与动物的差异也就产生了。

作为人，人不能向同类施加暴力，但是被允许宰杀动物。在“非人化”心理研究领域，研究者认为，人性中有一套心理机制在约束人的暴力行为，所以一个人向另一个人施暴的过程也就是把对方“非人化”的过程，唯有把对方视为“非人”的对象（“不把人当人”），才可能冲破心理机制的强大约束，当然其最终犯下的行为，本身也是“非人”性质。哲学家史密斯（DavidLivingstoneSmith）以“非人化”研究著称，他将这一过程形容为“制造怪物”。黑人、犹太人都曾作为群像被视为“怪物”。

以下内容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制造怪物》一书，内容为作者从自然界开始谈论暴力的机制。摘编有删减，标题为摘编者所起，注释见原书。

原文作者｜[美]大卫·利文斯通·史密斯

译者：余怀龙译

版本：商务印书馆2025年6月

自然界的和谐与矛盾

当我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我正坐在地板上，俯瞰着我在新英格兰的家后面的大片林地。

两只漂亮的红尾鹰栖息在一棵高大的树上，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看到一只俯冲下来，用爪子抓住一些倒霉的哺乳动物——松鼠、花栗鼠或田鼠——带到栖木上，把还活着的动物撕成碎片，然后狼吞虎咽地吃掉。近处，我看到蜻蜓在院子里飞舞。这是一幅美丽的景象，但我知道这些在空中表演的杂技演员是凶猛的捕食者，是四处寻觅蚊子和其他昆虫来吃的微型杀戮机器。蜻蜓吃的许多蚊子都很圆润，因为它们肚子中的血来自在树林里游荡的鹿。再靠近一点，一群小蚂蚁拖着一只扭动的毛毛虫穿过我脚边的地板，带到巢穴里生吞活剥。

《动物王国》（Lerègneanimal，2023）剧照。

自然界一点也不和谐。这是一个奇妙而又可怕的地方，在那里，生命不断地以彼此为食。许多动物以其他动物的肉为生，即使是温和的食草动物也会肢解和吞食植物。如果植物能尖叫，它们一定会持续地发出叫声。有些生物与它们的猎物建立了合作关系。通过播撒种子，吃水果的生物能够得到相应卡路里的热量。但对其余大多数生物来说，天敌的存在意味着剥削或毁灭。这就是为什么阿图尔·叔本华（ArthurSchopenhauer）将自然描述为“一个充满折磨和痛苦的游乐场，生物只能通过互相蚕食来维持生命。因此，每一种邪恶的动物都是成千上万其他动物的活坟墓，而它们只能通过以彼此为食来继续生存……并经历痛苦的死亡”。或者，正如菲利普·基切尔（PhilipKitcher）简要地指出的，“苦难不是生活中偶然发生的，而是命中注定的”。暴力是生命的存在条件。

智人也不例外。早在史前时期，我们夺走其他生物的生命，以获取食物、防护品、材料，如把动物皮毛和植物纤维用于制作衣服、木材，把角和骨头用于制作最终供娱乐的工具和装饰品，并且我们屠杀它们用于祭祀，以取悦我们神灵的嗜血欲望。几千年来，除了杀戮，人类一直在利用非人类动物的生理机能和肌肉力量，把牲畜当作行走的食物储藏室、蛋源和奶源、犁地工具和交通工具。

如果不伤害其他生物，我们就无法生存。但同样正确的是，作为社会动物的人类，如果对同类的暴力行为没有受到强有力的约束，我们是无法生存下去的。对大多数群居动物来说，在攻击和克制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不是问题，因为进化赋予了它们一系列处理这种平衡的本能。黑猩猩生来就不会杀死同伴，而是喜欢吃被它们猎杀的疣猴。它们不必怀疑——实际上也没有能力怀疑——剥夺生命是不是被允许的。它们只是在遵循本能。但我们智人不同，我们不像其他灵长类动物那样受到本能的束缚，我们比其他动物拥有更多的行为能动性。我们必须做出选择，并被迫寻找理由来证明我们的选择是合理的。

关于动物处境的解释

在我们人类历史进程的某个时刻，我们的祖先面临着这样一个难题：为什么可以杀死某些生物，而不可以杀死另一些生物？无论多么深奥，他们都需要一个合理化的说法，一个关于杀生行为规则的解释。在当今的一些采食文化中，人们发现了这样一种合理化说法（这种说法在史前的狩猎－采集文化中可能很常见）：作为猎人的人类和猎物之间存在着合作关系。动物出现在猎人面前是因为它们想要被猎杀。因此，人类杀死动物是在满足动物的愿望，这是动物自己在奉献出它的生命，而不是人类夺走了它的生命。宗教研究学者格雷厄姆·哈维（GrahamHarvey）写道：

在一些地方，萨满的一个工作任务就是说服动物，让动物自己被猎人发现，并为了人类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生命。也就是说，萨满在说服动物和人类，猎杀和被猎杀都是一种牺牲。死亡是不受欢迎的，而且往往是毫无意义的。但牺牲是神圣的、超然的、高于生命的。因此，萨满可能要学会找到对他人来说隐藏的东西：在远处的动物。一旦他们知道作为目标的动物在哪里，萨满通常会试图说服隐藏的猎物与猎人见面，并说服猎物放弃自己的生命。在文化上，萨满向猎物表达了适当的尊重，并承诺在猎物死时和死后采取进一步的尊重行为。

在一些版本中，动物在被杀死后，它们的灵魂会在来世继续存在，并一定会得到安抚。在另一些版本中，它们转世为其他动物，在死亡和重生的无尽循环中轮回。

反思掠杀动物的纪录片《地球公民》（Earthlings，2005）。

当然，猎人都知道，动物试图不被杀害，并且害怕那些想要杀害它们的人。而每个猎人都知道，被刺穿身体的动物在死前会遭受痛苦。动物把自己作为猎物的想法是一种意识形态建构，目的是使人类对它们的捕杀合法化。这是一种信念体系，其功能是使一个群体（即人类社会）受益，并使另一个群体（被人类剥削和杀死的非人类动物群体）做出牺牲。虽然这听起来可能很奇怪，但这样的信念具有“压迫”动物的功能。你可能觉得用“压迫”这个词来描述我们与非人类生物的关系并不合适。当然，你可能认为这个词只适用于我们与其他人类的关系。但你的这种想法与我在第九章中所阐述的等级框架观念是不一致的。“只有人类才会受到压迫”，这种直觉是基于一种深刻的、或许是不可避免的偏见，即我们人类在宇宙秩序中占据着比其他生物更高的位置。

在某个时期，也许是随着畜牧业、农业和阶级社会的出现，一种新的杀戮观诞生了。事实上，这种观念是非常强有力的，以至于在今天仍然影响着我们。自然等级观念为物种间的暴力问题提供了更为高明的解决方案。对其他生物施暴的合法性被认为是由它们在“存在巨链”中的等级所决定的。羚羊可以被杀死和吃掉，因为它们是非人存在者，但杀死和吃掉人类社会中的成员是不被允许的。就像动物把自己当作猎物的观念一样，“存在巨链”观念也是一种意识形态。这是一种过去和现在都在重申的信念体系，因为它使人类对其他生物的暴力合法化了，进而为对人类有利的行为提供系统的支撑。

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存在巨链”观念能如此广泛地传播，以及为什么它能如此强大地控制着人类思想。生命以生命为食，自然的等级观念是一种工具，其作用就是使我们赖以繁衍和生存的暴力行为合法化。

超级社会性

我们是超级社会性动物。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灵长类动物，没有任何一种哺乳动物，能像智人那样拥有如此高的社会化程度。为了在高度社会化的群体中生存，我们必须拥有能够适应社会交往的思想。有研究确切表明，在单独监禁的情况下，囚犯表现出来的状态包括“焦虑、退缩、极度敏感、思虑过重、认知功能障碍、幻觉、失控、易怒、攻击性强、愤怒、偏执、绝望、情绪崩溃、自残、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事实上，我们是如此强烈地渴望社会交往，以至于我们倾向于看到根本不存在的人。“我们把月亮看成人脸，把云朵看成军队，”大卫·休谟注意到，“如果不通过经验和反思加以纠正，我们就会根据一种自然倾向，将恶意与善意归因于一切伤害或愉悦我们的事物。”

《暴力史》（AHistoryofViolence，2005）剧照。

群居动物必须避免对其社群成员进行致命或接近致命的攻击，否则社群就不可能存在。因此，人类的超级社会性约束了人与人之间的暴力行为。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天生喜欢顺利的合作行为。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Collins）在他对人类暴力行为的大量研究中写道：“人类的基本倾向是彼此在相互关注中成为焦点，并被彼此的身体节奏和情感语调所吸引。”柯林斯认为：

这些过程是无意识的和自发性的，也非常具有吸引力。最令人愉快的人类活动是人们被一种明显的微互动节奏所吸引：共同的语调，流畅的对话，笑语中的默契，人群的热情，相互的性唤起。通常，这些过程构成了一种互动仪式，至少在当下产生了主体间性和道德团结的感觉。面对面的冲突之所以难以发生，首先是因为它违背了这种共同意识和身心愉悦感。……有一个明显的障碍阻止我们陷入暴力对抗。它违背了人类的生理规律，即违背了人类在本能上就具有的……团结合作的倾向。

反法西斯电影《美丽人生》（Lavitaèbella，1997）。

暴力对抗的极端形式是身体暴力，最严重的是杀戮行为。因此，如果柯林斯是对的，那么人类对社会团结的偏好必然会造成一个问题，即如何激发人们的军事战斗能力。事实的确如此。美国陆军历史学家马歇尔（S.L.A.Marshall）在1947年出版了一部对人类影响深远的著作，即《人与战争的对抗：战斗指挥问题》（MenagainstFire:TheProblemofBattleCommand）。这本著作引发了美国军事训练的彻底改革。他在该著作中阐述了上述问题。马歇尔在战斗结束后立即采访了士兵，他发现许多步兵在射击时遇到了困难，不是器械方面的困难，而是心理方面的困难。他声称，这些采访使他相信，士兵们往往无法让自己使用致命性武器，因为“一般而言，那些正常健康的人，即能够承受战斗所带来的心理压力和身体压力的人，仍然对杀害同胞存在一种内在的、通常未被意识到的抗拒，即如果有可能逃避战争责任的话，他们就不会主动去杀人。……在关键时刻，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拒服兵役者”。在马歇尔看来，士兵对杀戮的心理抗拒是社会化的结果：

他就是由他的家庭、他的宗教、他所受的教育、他所处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理想塑造的。我们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他来自一个文明社会，在这个文明社会中，夺取生命的侵害行为是被禁止和不可接受的。他对侵害行为的恐惧是如此之强烈、如此之深入、如此之长远——几乎就像他母亲的乳汁对他的影响一样——这是正常人情感构成的一部分。这是他参加战斗时的一大困难。他扣动扳机的手指停了下来，尽管他几乎没有意识到这是对他的一种束缚。因为这是一种情感上的障碍，而不是认知上的障碍，所以这种障碍不能通过“要么杀人，要么被杀”这样的认知推理来消除。

马歇尔对士兵在心理上抗拒杀戮行为的解释，与他那个时代正统的行为主义观点是一致的。这种观点认为，除了少数先天条件反射外，人类的所有行为都是通过适应环境习得的。

抑制暴力的心理机制

一些来自发展心理学的证据表明，婴儿天生就具有合作精神和利他精神。心理学教授、参战老兵大卫·格罗斯曼（DavidGrossman）让马歇尔的思想引起了更多的关注。他不同意马歇尔关于士兵为何常常难以痛下杀手的解释。他认为人类天生就抗拒杀害他人的行为。格罗斯曼认为，这种抗拒是很强烈的。

《少年的你》（2019）剧照。

尽管马歇尔和格罗斯曼的著作都很有真知灼见，但它们毕竟不是学术著作，书中所提供的证据充其量只是轶事。而且，马歇尔关于士兵抗拒杀戮行为的说法还受到了强烈批评。然而，他们与其他学者有着非常相似的思想。颇具影响力的奥地利伦理学家伊雷纳乌斯·艾布尔-艾贝斯费尔特（IrenäusEibl-Eibesfeldt）的研究提供了另一个例子。他认为，我们智人天生就具有抑制杀戮（Tötungshemmungen）的本能——在生物学意义上对杀害同类的抑制，“人类的攻击性行为被许多系统发育适应性有效地控制住了……我们天生就具有抑制攻击性行为的能力”。

《启示》（Apocalypto，2006）剧照。

心理学家菲瑞·库什曼（FieryCushman）及其同事在一篇题为《模拟谋杀》（SimulatingMurder）的论文中很好地描述了人类是如何抑制攻击性行为的。这篇论文记录了他们进行的一项实验，该实验的目的是确定对暴力行为的厌恶是完全基于对受害者的同情，还是偶尔基于对暴力行为本身的厌恶。实验中，受试者被要求模拟暴力行为，并观看其他人所模拟的暴力行为。一种是拿起锤子，用力敲打实验物的假小腿（“小腿”实际上是实验物空裤腿中的一根塑料管）；另一种是拿起一块大石头，用力砸打从实验物衬衫袖子中伸出来的橡胶手；第三种是用一把逼真的玩具枪“射击”实验物的脸部；第四种是用橡胶刀“割”实验物的喉咙；第五种是把一个栩栩如生的假娃娃的头用力撞在桌子上。

在实验过程中，心理学家会监测受试者的血压和心脏活动。他们发现，即使受试者清楚地知道在实验过程中没有人会受到伤害，他们也会在生理上表现出强烈的痛苦迹象，尤其是当他们自己实施这些行为而不是观看别人做这些行为的时候。实验表明，引起厌恶的是暴力行为本身，而不是其道德后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行为不会受到有害后果的影响，但这确实意味着，只关注道德同情心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库什曼及其同事在结论中指出：“对直接性伤害行为自发产生的强烈厌恶反应,可能可以解释其他令人费解的人类行为。在战场和假言道德判断中，人们拒绝做出直接的伤害，尽管他们清楚地知道这样做可以挽救许多生命。同样，在我们的研究中，人们对模拟的伤害行为有强烈的厌恶反应，尽管他们明确知道这些行为不会真正造成伤害。这些案例都强烈表明，我们对行为后果的明确认知和我们对行为的自发情感反应是分离的。”

这些观察结果意味着，正常人具有一种心理机制来自动调节攻击行为，这种心理机制是自发运行的，不受意识的直接控制。这种机制可能是与生俱来的、由基因决定的，也可能是后天习得的，又或者可能是我们可以快速学会的。这一心理机制的起源问题在本讨论中并不重要。关键是认识到这样一种心理机制是存在的，并且它具有抑制人际间暴力行为的作用。

原文作者/[美]大卫·利文斯通·史密斯

摘编/罗东

导语部分校对/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