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叶圣陶娶了素未谋面的姑娘。新婚之夜，他紧张地掀开盖头。在看到新娘的模样后，他不安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16年的苏州，一场婚事正在进行，新郎是二十二岁的叶圣陶，小有名气的才子；新娘是二十三岁的胡墨林，一位受过新思想熏陶的知识女性。 这听起来，这桩婚事似乎齐备了旧时代悲剧的所有要素：双方素未谋面，仅凭一张照片和几纸庚帖定下终身，连书信都未曾通过一封，这简直就是一出按部就班的包办婚姻，浪漫和自由的气息闻都闻不到。 可谁能想到，正是这段看似无可奈何的缘分，竟成了一段佳话的开端，新婚之夜，当叶圣陶掀开那方红盖头，悬了四年的心，总算稳稳地落了地。 故事得从四年前说起，1912年，十八岁的叶圣陶去参加朋友的婚礼，席间兴起，写下了一首《贺新郎》。 但也巧了，胡墨林的姑姑胡铮子当时恰好在场，读到这首词，立刻被其中的才情打动，她自己就是个新派女性，一手带大了年幼的侄女胡墨林，一直想为她寻个好归宿。 当胡铮子一打听，这位叶圣陶不光有才，人品也好，关键还单身，这不就是最合适的人选吗？ 而叶圣陶这边，当他听说胡墨林是个不讲究彩礼、有学问的新女性时，也当即点了头，就这样，一首词作媒介，两个素未谋面的年轻人，婚事就定了下来。 并且从订婚到结婚，整整四年，他们愣是没见上一面，活脱脱一场那个年代典型的“盲选”式婚姻。 不过，婚姻的考验，从来不会因为开端是浪漫还是刻板而有所不同，婚后不久，因为工作变动，这对新婚夫妻就分居两地，胡墨林去了南通女子师范学校教书，叶圣陶则在苏州和上海等地辗转。 在那个年代，分离往往意味着疏远，可他们却靠着一封封书信，把感情越熬越浓，叶圣陶在日记里坦白地写：“墨不在，觉空落落。”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最朴素的依赖。 直到1918年，胡墨林生下长子，叶圣陶却因工作繁忙未能陪伴在旁，这件事让他内疚了许久。 为了能一家团聚，叶圣陶四处奔走，一年后，胡墨林总算调到了丈夫任教的学校，两地分居的日子才算结束，夫妻团聚后，叶圣陶对家庭的依恋更是显露无遗。 后来蔡元培请他去北京大学教书，这可是当时无数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机会，可他只干了一个月就辞职回了家，原因很简单：太过思念妻儿。 有意思的是，叶圣陶本人，恰恰是包办婚姻最坚定的批判者之一，1923年，他发表小说《这也是一个人？》，愤怒地控诉了一位女性在旧式婚姻压迫下走向毁灭的悲剧。 而他一面在文学作品里毫不留情地批判这个制度，一面又在现实生活中，与自己包办婚姻的伴侣情深意笃。 这看似矛盾，却恰好说明，叶圣陶反感的是扼杀人性的旧礼教，而非眼前这个与他相互扶持的独立女性，胡墨林也从未因丈夫的批判而感到被影射，反而以自己的行动，支持着他的理想。 到了抗战时期，这份感情经历了最严峻的考验，叶圣陶因工作需要四处辗转，胡墨林则带着孩子颠沛流离。 而有一次，叶圣陶得知妻儿在乐山，连夜雇车去看望，谁知半路遭遇日军空袭，车夫弃车而逃，他只能顶着危险，徒步翻山越岭二十多里路。 当他在亲戚家找到安然无恙的妻儿时，悬着的心才放下，事后给朋友写信，只淡淡提了一句：“家人俱安，幸甚。”越是危急时刻，情感的表达反而越是克制，也越是深沉。 新中国成立后，叶圣陶出任教育部副部长，胡墨林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上了校对科长，两人每天一起上下班，生活安稳，事业上互为后盾。 据出版社的老同事回忆，胡墨林常在午间提着暖瓶给丈夫送饭，因为叶圣陶胃不好，她便专门为他做软饭，几十年如一日，细致周到。 然而，岁月静好并没能持续太久，1954年，胡墨林被查出癌症，从那天起，叶圣陶几乎放下了所有工作，日夜守在病床前，甚至把稿件搬到病房处理，他为妻子朗读自己早年的小说《倪焕之》，希望用熟悉的文字唤起她的生命力。 可病魔终究无情，三年后，胡墨林还是离他而去，妻子去世那天，叶圣陶在日记中写道：“墨于今日逝世，悲痛之极，余四十年来相依为命之人至此舍我而去矣。” 在胡墨林走后，叶圣陶在卧室里挂上她的遗像，床头摆着她的遗物，每晚都要看一眼照片才能入睡。 这一看，就是三十一年，他终身未再娶，用后半生的漫长孤寂，守护着那份始于盲选、终于骨血的爱，直到1988年，九十四岁的叶圣陶在弥留之际，仍对子女说：“你娘的忌日，不可忘记。” 回头再看，叶圣陶与胡墨林的婚姻，与其说是包办婚姻的侥幸成功，不如说是一个反例。 它恰好证明了，任何形式的结合，无论是父母之命还是自由恋爱，其幸福与否，最终都取决于两个当事人。 【信源】沈祖棻、叶至善主编：《叶圣陶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