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的一个冬日，北京中南海的办公室里，工作人员皱着眉头，手中拿着一封来自广西的信。信封上工整地写着“毛主席亲启”，寄信人是个名叫岑云端的女子。 她在信中自称是“主席的广西女儿”，请求能再见主席一面。工作人员面面相觑，有人低声嘀咕：“这年头，冒充亲戚的人还少吗？八成是骗子！”他们犹豫着要不要直接丢进废纸篓，可就在这时，信被送到了毛主席的案头。 主席看完信，眼神一亮，声音里带着几分急切：“让她来，我想见见她！”这一句话，让在场的人都愣住了——这个岑云端，到底是谁？ 时间倒回到1958年，那是一个春风和煦的夜晚，中南海春藕斋里灯火通明，留声机里流淌着轻快的舞曲。 19岁的岑云端，身段轻盈，穿着简朴的文工团制服，站在舞池边，紧张得手心直冒汗。 她是广西艺术学院的学生，因舞蹈天赋被选来参加这场特殊的舞会。就在她低头不敢四处张望时，一个熟悉又威严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民族的？” 岑云端猛地抬头，看见毛主席慈眉善目地站在她面前，空气中还弥漫着淡淡的烟草味。她的心“砰砰”直跳，结结巴巴地回答：“我叫岑荣端，广西贺县人……” 主席听完，笑着点点头：“岑姓，广西人，应该是壮族吧？荣端这名字不错，但我觉得‘云端’更好，像你跳舞时那样，轻盈又灵动。” 那一刻，岑云端脸颊发烫，心里却像被春风吹过，暖洋洋的。从那天起，她的名字变成了“岑云端”，也成了主席口中的“广西女儿”。 时间飞逝，转眼到了1966年。岑云端因工作调动，即将前往新疆。她临走前，特意请求再见主席一面。那天，她在中南海为主席梳理头发，手指轻轻滑过他花白的发丝，心里酸涩难言。 主席坐在藤椅上，语气温和：“云端啊，到了新疆要好好工作，广西的女儿走到哪里都是好样的。”临别时，主席从书桌上拿起一本诗集，亲笔签下名字，递到她手里：“留个纪念吧，别忘了我这个老头子。” 岑云端接过书，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她紧紧攥着那本诗集，发誓要珍藏一辈子。那一刻，她多想说一句：“主席，您就像我的父亲一样。”可她没说出口，只是默默转身，带着不舍踏上了远行的路。 回到1973年那封信的后续。1974年，岑云端终于如愿以偿，踏进了中南海。她站在毛主席的书房门口，推开门的一刹那，眼泪“唰”地流了下来。 主席坐在书桌后，白发苍苍，眼神虽不如当年明亮，但看见她时，脸上还是露出了熟悉的笑容：“云端，我的广西女儿，你可算来了！”书桌上堆满了文件，窗外中南海的湖面波光粼粼，岑云端快步走过去，紧紧握住主席的手，哽咽着说不出话。 主席拍拍她的手，像是安慰一个孩子：“别哭，别哭，坐下来聊聊。”那天，他们聊了很久，聊广西的历史，聊大藤峡起义，聊她这些年的生活。 临走时，主席亲笔题写了“大藤峡”三个字送给她，嘱咐道：“以后有空就来看看我，咱们一年见一次。”岑云端接过题字，泪眼模糊地点着头，心里却隐隐不安——她知道，主席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 然而，命运总是无情。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来，岑云端站在电视机前，泪如雨下。 她参加了追悼会，站在人群中，望着主席的遗像，脑海里浮现的却是1958年舞池中的初见，是1966年离别时的赠书，是1974年重逢时的笑语。她低头看着手中珍藏多年的诗集和“大藤峡”题字，心如刀绞。 晚年的岑云端回到广西，满头银发却精神矍铄，她将主席的题字捐赠给博物馆，却极少再提起这段往事。 有人问她为什么，她只是淡淡一笑：“有些记忆，藏在心里就够了。主席是我的恩人，也是我的父亲，我这一生，能被他叫一声‘广西女儿’，已经无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