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30岁梁启超和17岁王桂荃行房，第二天梁启超却说：“我提倡一夫一妻制，而你的身份只能是丫鬟，孩子生下来后，母亲仍旧是李蕙仙，你的孩子不能认你作母亲！”

1903年春天，17岁的丫鬟王桂荃怀孕了，孩子的父亲是她的主人梁启超。当她告诉梁启超这个消息时，这位高喊“男女平等”的维新领袖却冷冷地说：“你要明白自己的身份，这孩子只能姓梁，但永远别想有母亲的名分。”

王桂荃1886年出生在四川广元的一户农家，6岁时父母因病去世，叔叔无力抚养便将她卖给人贩子。她先后被转手三次，每次价格都在上涨，从最初的8两银子涨到15两。

10岁那年，她被卖给了京城大官李端棻家，专门伺候小姐李蕙仙的起居。

李蕙仙比王桂荃大5岁，性格温和但体弱多病，1895年，李蕙仙嫁给梁启超时，按照当时的习俗带上了王桂荃作为陪嫁丫鬟。进入梁家后，王桂荃发现这里和其他官宦之家很不一样。

梁启超经常在家中接待文人学者，讨论的都是“西学东渐”“君主立宪”这样的新鲜话题。他在报纸上大力宣传一夫一妻制，批评传统的纳妾陋习。可在家里，他对待王桂荃的态度却完全是旧式主人的做法。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可1901年他安排家眷赴日时，不仅带上了妻子李蕙仙和已出生的三个孩子，还把王桂荃一起带到了东京。

此时王桂荃已经为梁家生下儿子梁思忠，但孩子的生母身份从未被承认。

在东京的18年里，梁启超靠办《新民丛报》维持全家生计，收入并不稳定。一家九口挤在两间榻榻米房间里，王桂荃既要照料李蕙仙的三个孩子，又要养育自己生的五个孩子。

她自学日语，每天到市场买菜时能用简单的日语砍价，为家里节省每一文钱。

最让王桂荃心痛的是女儿梁思懿的夭折，1909年冬天，3岁的思懿发高烧，王桂荃忙着照顾其他七个孩子，没能及时发现孩子病情加重。

等送到医院时已经太晚，思懿因肺炎去世，梁启超并未责怪她，但王桂荃从此对自己格外苛刻，把所有时间都用来照顾孩子们。

反倒是李蕙仙的女儿梁思庄患白喉时，王桂荃整整三天三夜守在病床前，用湿毛巾一遍遍给孩子降温。医生说如果再晚送来半小时，孩子就没救了。梁思庄后来回忆说：“是王姑娘救了我的命。”

1916年梁启超决定回国，王桂荃第一次感受到了身份的尴尬，在北京的家中，李蕙仙的三个孩子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庄都称她为“王姑娘”，而她亲生的五个孩子才能叫她“娘”。

同样是梁家的孩子，这种称呼上的区别让王桂荃心如刀绞。

更让她难受的是，客人来访时她必须回避，因为她的身份无法公开，梁启超在外人面前从不提起她，仿佛她只是一个隐形人。

直到1924年李蕙仙临终前，才主动让三个孩子改口叫王桂荃“娘”，算是给了她一个迟来的认可。 1929年梁启超因病去世，49岁的王桂荃突然成了九个孩子的唯一依靠。

梁启超留下的遗产并不多，主要是北平的一处四合院，王桂荃把院子改成公寓对外出租，又陆续变卖了所有值钱的家具首饰，用这些钱供孩子们读书。

她最骄傲的是每个孩子都有出息，梁思成成了建筑学家，梁思永成了考古学家，梁思礼成了火箭专家，连最小的梁思达也成了经济学家。邻居们都说：“梁家这些孩子都是王桂荃一手教出来的。”

1966年文革开始时，王桂荃已经80岁了，因为“地主家庭出身”的成分，她被拉到街头批斗。红卫兵逼着她承认自己是“封建余孽”，还要她交代梁启超的“反动言论”。86岁的老人每天被迫打扫街道，直到1968年病倒在扫帚旁。

临终前，王桂荃最放心不下的是被下放到农村的小儿子梁思达。她拉着梁思成的手说：“我这一生没什么遗憾，就是怕思达在乡下吃苦。”1968年冬天，王桂荃去世，享年82岁。

直到1995年，梁家后人才在北京香山植物园为她立了一块墓碑，碑文写着：“梁母王桂荃之墓”。这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被正式称为“梁母”。

从17岁的丫鬟到82岁的家族女主人，王桂荃用一生诠释了什么叫默默承担。她没有读过书，却培养出九个大学生；她没有名分，却用母爱支撑起整个家族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