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正元说的这段历史是对的。二战时，日本人在台征兵打中国，日本人以为只有几千人报名，但结果有40万人报名，最可悲的是，日本当初占领台湾时就杀了几十万台湾人，征服（打服）台湾后，到了二战，台湾人完全忘记了日本人杀戮自己的历史，反而踊跃报名做“侵华日军”，我们好好想想，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40万台湾人报名参军侵华，这件事如果单凭结果来看，确实令人心头一紧。 在那场把整个东亚都卷进来的世界大战里，有这么一群说着中国话、长着中国面孔的年轻人，穿上了日军军服、举着军刀冲锋在祖国土地上。 不是被拉去当苦力，也不是抓壮丁，而是排着队争先恐后地去报名前线。 这一幕，要是放在今天的人们眼前，多少都会觉得荒唐甚至可恨。但若把时间往回拨一点，往回拨到日本殖民台湾那五十年的光景里，也许能从另一个角度，看见这出荒诞戏码的前因后果。 1895年，台湾被割给日本。 清政府签了《马关条约》，台湾和澎湖列岛转了姓。 这头刚签完字，那头日本的船队已经开进了基隆港。迎接他们的不是掌声，而是枪声。 台湾人自发组织义军抵抗，短短几年间，战火几乎烧遍全岛。 日本军队一路打，一路镇压，杀人放火、清乡剿乱样样上阵。 据当时和后来的统计，被杀的民众和抗日义士，总数至少十万起步。有的村庄被全数焚毁，有的家族被一锅端，连年幼的孩子都未能幸免。 那时候的台湾，对日本的认知只有两个字：仇人。 可这场仇恨，并没有往下传承。 到了1930年代，台湾街头挂满了天皇肖像，小学里念的是日本童谣，过年不准贴春联、不准放鞭炮，只能举着小国旗去神社参拜。 祖宗牌位要藏起来，中国姓氏要改掉，说方言也成了“反动”行为。 一个人若要在社会里抬头做人，就得像日本人那样吃饭、说话、行礼，最好连想法都能对上频道。这一切，统称“皇民化”。 日本人知道，武力能拿下一座岛，却拿不下人心。 要让台湾人真心认同“天皇陛下”，就得从娃娃抓起。从一入学开始，老师就会在讲台上反复讲，天皇是太阳的化身，是神道的象征，是所有子民的“父亲”。 学校组织学生每天向天皇像鞠躬，还要背诵《教育敕语》，牢记“为国尽忠、为君赴死”的道理。 这样的教育制度，从城市渗透到乡村，从课堂蔓延到家门，把原本以汉文化为底子的社会结构，一点一点瓦解重组。 到1940年左右，台湾的青年一代已经成长在这样被塑形的环境里。 讲的是日语，穿的是日式制服，节日是天长节，思想是“忠诚、牺牲、光荣”。 战争爆发后，日本对外开战，兵力紧张，不得不转头从殖民地里找兵源。 台籍“志愿兵”制度就这样登场了。 说是“志愿”，其实刚开始还有点试水的意味，日本军部自己也没指望台湾人有多热情。 结果报名人数一公布，吓得东京都懵了——一届招生上限不到500人，却来了43万人报名，几乎占到台湾当时成年男性人口的14%。很多人落选之后痛哭失声，有的甚至选择自杀，觉得没能成为“皇军”是人生耻辱。 这批年轻人到底怎么想的？ 说白了，肯定有一部分人是为了钱。 那时普通工人一个月顶多二十日元，而一旦参军，不仅吃住全包，还能拿到一百多日元工资，派驻海外的甚至能挣到160日元以上。 在物资紧缺、生活困难的战争年代，这样的薪水对许多家庭来说简直是天降甘霖。 更重要的是，成为“日本兵”不仅能让家里沾光，还意味着一种“社会跃升”。 从小被教育为“皇民”的青年，内心已经把“为天皇效忠”当作人生使命，那种情感和信仰，并不完全是装的。 但现实并不会因为他们的热情而格外仁慈。 台籍日军真正走上战场后才发现，自己并没有被当成“同胞”。很多人被编入劳务团，干最苦最累的活，送弹药、修战壕、抬伤员，有时甚至用肉身填炮灰。有的被派去大陆，有的去了东南亚丛林，面对的不是战斗的荣耀，而是疾病、饥饿和枪林弹雨。 高砂义勇队是其中最惨的一支，这支由台湾原住民组成的部队，被派去丛林深处执行自杀式任务，2万人里，最后活着回来的不到十分之一。 就算是那些表现突出的台籍军官，也始终得不到日本军方的平等对待。 1945年战争结束前，部分部队在台湾举行了所谓的“惜别宴”，本意是给台籍官兵送行。 但一顿饭下来，谁坐哪、谁吃什么，全都按着阶级划分。 台籍军官坐的是矮凳，吃的是剩饭，连筷子都是次等货色。 宴席上情绪崩裂，最终爆发了冲突，甚至拔枪相向。 这场宴会最后演变成了一场枪战，十几位台籍军官当场身亡，日本兵也死伤几十人。这不是送别，是羞辱，是一场迟来的揭穿。 战争结束后，台籍日军的处境更加尴尬。 他们原本以为自己效忠的是祖国，结果日本政府一句“你们不是正式军人”，便断了所有补偿与抚恤。日本法庭裁定台湾人在战时不具备“国民资格”，因此不享有退役军人待遇，也无法获得赔偿。 在祖国的土地上，他们被贴上“汉奸”的标签，找不到工作、娶不上媳妇，走在街上低着头，有些人一辈子都不敢说出自己的“服役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