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位。临行前，向华国锋辞别，忍不住感叹：除了毛主席，还有谁会把农民作为国家的主人，捧到那样高的地位？ 1975年，陈永贵的名字被宣布进入国务院副总理名单，会议厅内秩序井然，名单公布的一刻，却在无声之中掀起巨大的震动。 人们意识到一个从山西大寨走出的农民，正在走进共和国的权力中枢，这不仅是一纸任命，而是几十年历史激流汇聚的结果。 这一天陈永贵坐在席位上，身边是共和国最重要的领导人，他不是专家，也没有接受过系统教育，直到此刻，仍有人心存疑问，为什么会是他？ 可陈永贵清楚，这个位置的背后是大寨多年拼杀出来的生死经历是毛主席的关注，是农民阶层在共和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次突破。 陈永贵出生在昔阳县一个小山村，家境贫寒到极点，父亲早早离世，家庭失去支柱，母亲艰难维持，他年幼时没有读过几年书，早早就下地干活。 这样的出身没有给予他舒适的生活，却让他从小明白生存需要靠自己争取，他熟悉土地，懂得庄稼的性命，也懂得农民的命运在旧社会没有任何保障。 这种经历使他形成一种极强的执行力和忍耐力，任何任务一旦认定便不会轻易放弃，这种性格，后来成为他带领大寨翻越无数难关的重要底气。 新中国成立后，昔阳县和无数农村一样，面临土地贫瘠、自然条件恶劣的问题，陈永贵被推到生产队前头，他提出必须靠自己改变生存环境。 于是，大寨开始修梯田、打水渠，把山坡改成可以种庄稼的土地，过程异常艰难，没有机械，只能肩挑背扛，石头一块块搬，土一担担运，昼夜不歇。 1963年，罕见的灾害摧毁了大寨多年积累的成果，洪水、山体滑坡、冰雹接连袭击，田毁屋塌，周边很多村子选择等救济，大寨却没有。 陈永贵在会上拍板，立即组织全村重建，他调配人力，分配任务，田地先恢复，住房随后修复，所有劳动力重新投入，灾后第二年，大寨的粮食产量恢复并超过灾前水平。 这一结果迅速传开，上级多次派人到大寨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大寨能够在最困难的条件下自救，不靠国家补贴，这种模式值得推广，陈永贵的名字第一次走出山村，进入更高层的视野。 1964年，大寨的事迹传到毛主席案头，他仔细翻阅了材料，决定在全国推广大寨经验，这不仅是对农业生产的要求，更是毛主席一贯坚持的战略理念：农民阶级必须掌握自己的命运。 他批示各地“农业学大寨”，把大寨模式作为农村发展的样板，这一指示使陈永贵从一个地方干部变成全国知名人物，他频繁参加会议，介绍经验，组织各地参观。 毛主席多次听取汇报，肯定大寨模式，强调农村必须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这种肯定让陈永贵知道大寨不是孤立的实验，而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 1975年，周恩来在筹备国务院人事调整时，把陈永贵的名字列入副总理人选，这个决定有其深刻背景。 一方面，农业仍是国民经济基础，另一方面，把一名农民干部推到中央位置，象征着农民阶层在新中国的政治地位，陈永贵收到任命时没有犹豫太久，他知道这不是个人荣誉，而是职责。 他走进中南海开始接触中央决策，会议桌上，他面对的是国家的整体规划，讨论的是全国的农业生产布局、粮食安全、农机化问题。 这与山村的经验完全不同，需要学习，需要适应，但陈永贵坚持自己的原则：农业必须有长期战略，必须保证粮食生产不出问题。 在国务院的岁月里，陈永贵多次在大会上见到毛主席，每一次他都看到这位领导人对农业问题的关注，毛主席关心的不只是数字，更关心农民的生存状况。 他要求农业不能松懈，强调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这种高度让陈永贵深刻感受到，毛主席不仅在指挥战争、制定方针，他始终把最底层的人民放在心中，这一点，陈永贵记了一辈子。 周恩来也给予他很多支持，面对工作中的困难，周恩来始终耐心听取意见，协调各部门配合农业任务。 陈永贵在国务院的经历使他明白国家治理的复杂，也明白中央对农民并非口头重视，而是通过制度和政策给予保障。 1978年后，改革开放启动，农村体制迎来重大变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取代集体模式，陈永贵仍然主张集体道路，但趋势已定，他的意见不再占主导，政治舞台也在发生调整。 1980年，他正式辞去副总理职务，离开中南海，离开时，他总结多年的经历，感慨农民能够登上国家最高权力层，是因为毛主席对农民阶层的信任。 他始终认为，这一历史事实足以证明农民不是被遗忘的群体，而是国家的主人，陈永贵晚年回到山西，继续参与农村建设。 大寨逐渐发展成红色旅游基地，村里建立了纪念馆，保存陈永贵生前使用过的物品和资料，每年，仍有人到大寨参观，听讲解，了解当年的故事。 （主要信源：陈永贵生平及历史事件 - 人民网专题报道《陈永贵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