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多名地下党因越狱失败被拉去枪毙，走不动在途中被枪毙，仅有4人走到目的地，敌方军官却突然说：“同志们，大家辛苦了。” 1948年的高邮，城里头气氛紧张得能拧出水来。国民党的监狱里，关着一大批咱们的同志。眼瞅着前线兵败如山倒，后方的特务和官僚们就跟疯了似的，开始最后的疯狂，对狱中的革命者是往死里折磨，秘密处决更是家常便饭。 在这种高压环境下，坐以待毙肯定不是共产党员的风格。当时被关押的原金沟区区委书记黄益民和区长于哲人一合计，觉得不能就这么等着被杀，得想办法冲出去！于是，一个大胆的越狱计划就在暗中悄悄酝了。 他们把狱中三十多个靠得住的同志分成了三个行动小组。第一组由大个子郭广富带领，负责打头阵，砸开牢门往外冲；第二组由黄益民亲自负责，任务是制造混乱，比如放火、剪断电线啥的，给敌人添堵；第三组则由于哲人率领，负责断后，救助伤员，掩护大家撤退。计划可以说相当周密，连行动暗号都定好了——由西边牢房的蒋庆红高唱一段京剧《萧何月下追韩信》。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约定的那天晚上，大家伙儿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把被子撕成布条，准备当绳子用，就等着那一声京剧唱腔响起。 可千算万算，没算到人心会变。 就在行动即将开始的那一刻，一个叫柳家兆的人，平时看着挺积极的，关键时刻居然掉了链子。他因为害怕，偷偷向看守告了密。这一下，就把所有同志都推进了火坑。 说好的京剧没唱响，等来的却是监狱内外突然大亮的大灯和密集的枪声。保安队荷枪实弹，把所有牢房围了个水泄不通。计划彻底败露，黄益民、于哲人这些牵头组织的骨干，当晚就被拖出去严刑拷打。烙铁、竹签……各种酷刑都用上了，但没一个人吭声，更没人出卖同志。 敌人一看，硬骨头啃不动，恼羞成怒之下，干脆下了死命令：把这十几个“最顽固”的分子，全部拉出去枪毙！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黄益民、于哲人等十多个人被从牢里提了出来。身上的镣铐被取下，换上的是粗糙的麻绳，被人牵着，一步步走向未知的命运。大家都心知肚明，这趟出去，怕是再也回不来了。黄益民还悄悄跟旁边的同志说：“待会儿到了地方，咱们一起喊口号，可不能丢人！” 可走着走着，大家伙儿就觉得不对劲了。 按理说，高邮城枪毙人犯，一般都拉到东门外的大窑墩，那地方荒凉，方便行事。可这回，队伍却一路向西，朝着城中心的方向去了。这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没人想得通。 最后，他们被押进了国民党二六八团的司令部大院。一个穿着笔挺军官服、脚蹬长筒马靴的人站在台阶上，他就是当时的代团长，张我疆。 这张我疆，黄埔五期毕业，算是个正经的科班军官。他对着这十几个被五花大绑的“死囚”一通训话，大意是说，现在战事紧张，要把他们这批“要犯”押着往南撤退，谁敢乱跑，就地正法。 这下更让人摸不着头脑了，枪毙改“押解”了？ 当晚，吃过一顿饱饭，这支奇怪的队伍就出发了。沿着运河大堤，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南走。夜风又冷又硬，刮在人脸上像刀子割。同志们在牢里受了折磨，身体本就虚弱，这么一急行军，很快就有人撑不住了。 队伍里有个叫高春兰的同志，体质最弱，没走多远就脸色惨白，腿肚子直打哆嗦，最后实在走不动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喘着粗气说：“不行了，你们枪毙我吧。” 押着他的两个士兵也没办法，只好去报告坐着吉普车的张我疆。张我疆听完报告，只是从车里探出头，对着士兵低声交代了几句。很快，那几个士兵就把高春兰架到了河堤下面。 “砰！砰！” 两声枪响划破夜空。队伍里所有人的心都沉到了谷底。悲愤，却又无能为力，只能被推搡着继续往前走。没过多久，又一个叫吴克春的同志倒下了，同样被拉到一边，接着就是两声枪响。 一路上，枪声断断续续地响起。原本十多人的队伍，等走到一个叫“仙女庙”的地方时，只剩下了黄益民、于哲人等四个人。 当天深夜，这仅剩的四个人被关在一间屋子里，刚躺下，就被人叫起来，说是“张团长要训话”。 四个人站成一排，心里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可没想到，张我疆走进来，一开口，说出的话却让所有人都愣住了。 他看着眼前的四个人，有些激动地说：“老实告诉大家，现在国民党大势已去。我们都是中国人，炎黄子孙，你杀我，我杀你，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他顿了顿：“同志们，大家辛苦了。” 说完，他挥了挥手：“我决定，把你们都放了。回去，当个好老百姓吧。” 这戏剧性的一幕，让黄益民四人半天没反应过来。直到被解开绳子，推出门外，他们才敢相信，自己真的从鬼门关里走出来了。 更让他们惊喜的是，当他们想尽办法回到已经被解放的高邮城后，发现那些在路上“被枪毙”的高春兰、吴克春等人，居然一个不少，都活着！ 原来，那些士兵把他们拉到河堤下，根本没开枪杀人，而是朝天放了两枪，然后低声催促他们：“快跑！往北跑，那边是解放区！” 这一切，都是张我疆提前设计好的。他用这种“沿途处决”的障眼法，成功地把十多名共产党员全都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