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变态的纳粹士兵将女囚集中到广场，并命令她们脱掉衣服，将身材不符合标准的丢进焚烧炉，而这些被杀的妇女直到临死才明白，艾希曼所谓的承诺不过是骗人。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44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一群女囚被党卫军士兵粗暴地赶到广场中央，她们衣不蔽体，眼神里混杂着绝望和最后一丝期待，士兵们挥舞着枪，命令她们脱掉身上仅有的遮蔽，开始了一场名为“选拔”的审视。 而任何被认为瘦弱、生病或身材不合“标准”的女性，都会被直接推向弥漫着焦糊味的焚烧炉。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些妇女才彻底明白，纳粹高官艾希曼那些关于工作的承诺，从头到尾，不过是一个精心编织的谎言。 这一切，始于一个听起来好得难以置信的承诺，许多被骗到这里的犹太人，原本是教师、裁缝，甚至还有刚分娩的母亲。 而纳粹告诉她们，只要身体健壮，就能去奥地利的工厂工作，不仅包吃包住，还能定期往家里寄钱。 当时，布达佩斯犹太区已经断粮三天，在饥饿与恐惧的双重夹击下，这个消息仿佛是绝境中的生机。 而32岁的匈牙利教师萨拉·科恩就是其中之一，她的女儿莉娜正发着高烧，她口袋里还揣着学生送的、画着向日葵的明信片，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赚够药钱就回来。” 当萨拉怀着一丝侥幸，登上了开往未知目的地的卡车，可她哪里知道，这正是纳粹“最终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但这一切的操盘手，纳粹高官艾希曼，正坐在维也纳的办公室里，冷酷地计算着“运输效率”，在他眼中，这些犹太人早已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等待处理的“货物”。 从踏上闷罐火车的那一刻起，希望就开始瓦解，囚犯们从欧洲各地被抓来，塞进狭小封闭的车厢，三天三夜滴水未进，有人渴到极致，不得不饮用自己的尿液；有人在拥挤中窒息而死，尸体被随意堆在角落。 这与纳粹宣传单上印着的“舒适车厢”和“营养配餐”，形成了巨大的讽刺，然而，即使亲眼见过纳粹士兵在犹太区枪杀反抗者，被逼到绝境的人们，也宁愿抓住最后一根稻草。 而萨拉·科恩就是这样，她内心充满不安，可为了女儿的药钱和那张向日葵明信片，她选择了相信这个致命的谎言。 到了奥斯维辛，所谓的“工厂”露出了真面目，这里每天要“处理”几千名新囚犯，效率高得惊人。 并且女性被单独拉出来，赤身裸体地面对党卫军和医生的快速检查，广场上的风裹挟着焚烧炉的焦糊味，士兵们像打量牲口一样审视她们，一个接一个，如同流水线上的物件。 而萨拉下意识地挺直了后背，她产后尚未完全恢复，但她不能死，莉娜还在等她。 当萨拉看着卡车消失在浓烟里，突然想起藏在鞋底、本想留给莉娜的半块面包，此刻才觉得这念想多么多余。 但最终，她也没能逃过筛选，被推上卡车时，她把那张向日葵明信片塞进了索菲亚尚有余温的手中，她最后望了一眼天空，那蓝色像极了女儿莉娜的眼睛，可这片天空下，却容不下一朵想要绽放的向日葵。 然而，在这片绝望的黑暗中，也并非没有一丝微光，法国犹太音乐家法尼娅·费内隆，因为年轻和一点音乐才能，被选入女子乐队，为党卫军演奏，她的待遇稍好，能多吃点面包，住得也不那么拥挤，但代价是每天目睹同胞受难，自己也随时面临被淘汰的命运。 在1944年冬天，集中营条件恶化、疾病蔓延，以及纳粹战败前夕被迫进行的“死亡行军”中，法尼娅靠着顽强的意志，奇迹般地撑到了最后。 并且在1945年1月27日，当苏联红军冲进奥斯维辛时，看到的是遍地尸骨和奄奄一息的幸存者，当时体重不到30公斤、还患有斑疹伤寒的法尼娅活了下来，回到法国后，她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书，成了那段历史的宝贵见证。 而那位冷血的幕后主谋艾希曼，在战后企图销声匿迹，他先是藏匿德国，后又逃往阿根廷，以为可以逃脱一辈子。 不过，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终究没有缺席，1960年，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在阿根廷将他捕获，押回耶路撒冷受审。 在法庭上，铁证如山，艾希曼却辩称自己只是“执行命令”的齿轮，但这套说辞没能蒙蔽法官，1962年，艾希曼被处以绞刑，为无数受害者带来了一份迟到的交代。 回头再看这段历史，纳粹对女性囚犯的暴行，将人性的扭曲推到了极致，艾希曼的承诺，从头到尾都是用来麻痹受害者的工具，好让他们温顺地走向屠宰场。 奥斯维辛是人类良知上的一个黑洞，它时刻提醒着我们，战争与仇恨能将人性摧残到何种地步，艾希曼的审判给历史一个交代，但奥斯维辛留下的伤疤，又该如何愈合？ 当一个官僚可以在办公室里，用“效率”和“指标”决定数百万人的生死，这究竟是制度的崩坏，还是人性深处本就潜藏的恶？ 【信源】这里不再是例外之地——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