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时节有个说法，在军机处里流传很广：“满六必损。”一旦大臣人数凑够六人，就总有一个倒霉出局，或死，或贬，或病，或退。朝堂上下没人明说这话准不准，但一个个血淋淋的案例摆在那儿，没人敢不信。 朝中人事看似循规蹈矩，实则波涛汹涌。军机处，皇帝贴身智囊，本该是清廷运转最稳的地方。可奇怪的是，哪怕编制上限是六人，许多年间，皇帝宁可缺位，也不敢让它凑齐。一次两次还说是巧合，但每逢凑够六人，准有大事发生。渐渐地，这“六”成了禁忌，背后隐含的，是权力角力和血雨腥风。 第一桩事，起于光绪初年。文祥是慈禧信重之臣，入值军机，干练能干，人望极高。当时军机处已有五人，迟迟不补。直到景廉进来，第六人补位才刚坐稳，几个月后，文祥突发急病去世。说是病，但没有预兆，时人纷纷猜测是不是“触霉头”了。这事一出，“满六必损”开始在内务府口口相传。 紧接着沈桂芬的例子，更添一把火。他入值后，本还精神矍铄，但没几个月，突感胸闷气短，吐血身亡。他的位置正是第六席，跟前头文祥如出一辙。坊间早有风声，说谁补第六，就像端了命数。 但朝廷运转不能靠忌讳维持。左宗棠应诏进京，那时军机大员又凑到五人。老左虽性格火爆，但对这类宫廷怪象也心存警惕。他知道人们议论“六人之灾”，偏偏此时，潘祖荫来了。 他补第六，左宗棠大惊。果不其然，潘祖荫刚坐稳几个月，就被暴病带走，走得悄无声息。坊间彻底炸锅。连封疆大吏都说，宁做五军机，不碰第六个椅子。 背后原因其实不难猜。军机处虽说只是辅政之所，但每一位大员背后都有靠山，有的系满洲贵胄，有的联汉臣重臣。当人数凑齐，势力碰撞加剧，微妙平衡被打破，就容易出事。文祥如此，沈桂芬如此，潘祖荫也没逃脱。 满六，其实是多方势力的临界点。凑到六人，就有人必须退场，谁也不愿被下手，谁也都怕被替代。朝堂不缺人才，缺的是坐得稳的椅子。第六个不是职位，而是火药桶。捧上去就炸，压住了就出事。 慈禧深谙此道。她干脆规定，军机编制不强求满额，不凑整。光绪后期，李鸿章被召进军机，皇太后亲口嘱咐，只当顾问不算正式成员，以此规避“满六”的冲突。李鸿章也知分寸，凡军机大事，从不越权一步。他明白，这椅子坐得太多，人心就动得太乱。 到了晚清最后几年，军机处早已风光不再，但这“六”字禁忌，仍是心照不宣。连载福、那桐、张之洞等人都谨慎应对，从不主动要求补员。甚至到了宣统时期，军机处常年空位，皇帝宁可缺人，也不敢再冒“第六人”的风险。 其实，六不是灾，是表象。真灾的是权力过密，是皇帝怕军机合谋，是彼此掣肘之下，人人自危。六人一屋，若无强主镇场，注定乱作一锅粥。皇帝怕出奸臣，臣子怕遭妒忌，“满六”变成了众人都不愿提，却谁都知道的雷区。 清末官场心态，藏在这些细节里。有人胆大坐六，有人识趣退位，有人站到门前转身离开。朝局如此，国运也难长。等到辛亥爆发，军机处解体，这场长达数十年的“满六必损”魔咒才算画上句号。 可等到民国之后，旧朝遗老回忆此事时，仍对那几桩“凑六出事”的往事讳莫如深。有人写进笔记，有人当作笑谈，也有人至死没敢提起自己当年“差点坐第六”的那次经历。因为他们知道，这不是玄学，是刀口舔血，是政治对人的冷静安排。 “满六必损”，不是迷信，是制度深处的必然反应。它不是天意，是人意，是清廷在风雨飘摇中，为稳住局面自设的“人肉保险丝”。一旦电流过载，第六人，就成了那个必然牺牲的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