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2年，南京城破，朱棣兵临金陵。旧朝遗臣人人自危，铁铉死、黄子澄亡，夏原吉也在朱棣的杀名单上。可他并没有惊慌。他只是淡淡开口：“宽我三日。”不是为求生，而是为把账目做完。这一句话，竟让朱棣改了主意。

夏原吉，不是普通人。

他出身于徽州歙县，书香世家，自幼聪慧。1378年，年仅十五，便中乡荐，被选入太学。洪武年间，朱元璋设立特科取士，夏原吉一举入选，被调入中枢，步入仕途。

他不是那种锋芒毕露的官员。他沉稳、谨慎、懂财政，会核账，善理数。一路从主事做起，调户部、任侍郎，协理国库，慢慢积累威望。

到建文年间，他已是朝中倚重的财政中坚。他的账本，一笔不乱，谁查都挑不出错。户部的事情，连皇帝也放心交给他。可以说，从朱元璋到建文帝，他经历三代天子，熟悉宫廷财政运作，真正的“五朝元老”。

但他的稳，也注定了危机来临时，他不会逃。

靖难之役，是场兄弟相残的博弈。

建文帝削藩，朱棣起兵。三年征战，血流遍地。到1402年，燕军攻破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皇宫一片狼藉。朱棣登基，改元永乐，立即着手清洗旧臣。

他杀方孝孺、诛黄子澄、灭铁铉，全是雷霆手段，不留余地。旧朝文武，要么逃，要么死。夏原吉不逃。他不藏身，不求饶，继续坐镇户部，理账如常。

这反常的平静，引起朱棣注意。

“他为何还在办公？”朱棣问。手下说，此人素来廉谨，账目繁杂，他想交清旧账后再死。朱棣不信，派人传召，准备处决。

而此时，夏原吉正在核对一笔江南漕粮。刀架上来，他抬头说：杀可以，但账本还有三天才能清完。

这一句话，把满堂杀气推了回去。

朱棣没有立即下令。他停了。

他知道这个人，从洪武朝就打理财政，熟水利、通钱粮。他想继续打仗，想修运河，想做大国帝王——他不能没有这样的人。

但他也疑。建文旧臣，个个忠心不二，夏原吉若是个“方孝孺第二”，养虎为患。

于是他答应：三天，看看他如何处置。

三天里，夏原吉不离户部，不回家，不与外人接触。他抱着一摞账本，逐页核实，从税粮到官银，从京城开销到地方钱粮，逐条理清，字迹端正，账目分明，签名落印，交予新朝大臣。

他像在为另一个皇帝扫尾，又像在为另一个国家打地基。

三日之后，账本交上，朱棣亲自查阅。他发现，这些账目不仅清晰，还包含对未来财政的调整建议。比如漕运线路、江南水系、仓储分配——事无巨细，周到周密。

朱棣没说话。他只是收起诏书，赦了夏原吉。

三天账目交完，命也保住了。

夏原吉没有回避自己的身份。他清楚，自己是建文旧臣，朱棣本该除之而后快。但他也明白，能留下来，不是因为幸运，而是因为账能做、人可信。他没有急着表忠心，也没有激动谢恩。他只是安静地回到户部，继续坐在老位子上，一页页翻着账本，把每一笔钱粮都重新核对一遍。

朱棣看在眼里。他知道，这个男人若要忠于旧主，早该像方孝孺那样死得义正辞严。但夏原吉没有。他只是在用行动表态：新皇旧臣，只认账、不认人。财政不乱，天下才能稳。

永乐初年，朱棣用人唯才，夏原吉被提为户部左侍郎，后升尚书。户部，是整个国家的钱袋子。他掌的，不是金银，而是天下百姓的命。

朱棣南征北战，亲征漠北，需要调兵遣将、供粮输饷；他迁都北京，需要铺路、修渠、转运百万物资。这些事看似军事，其实背后全是钱粮。调度银两、安置仓储、疏通水系、管理赋税，全靠夏原吉统筹安排。

他不是只会坐在账本前的书生。他下江南，亲测水势，制定治水方案；他巡北地，踏查运河路径，提出开凿建议。他在短短数年内，制定三十余项赋税与水利政策，覆盖全国半数州县，既保障国用，又减轻百姓负担。百姓感激，朝廷倚重。朱棣亲口称他为“国柱”。

他没有亲兵，没有亲信，只有一座仓库、一张书桌、一本账本。他不结党，不营私，不恋权。三朝更迭，他稳坐户部，几乎无人能撼。他用算盘写忠诚，用数字保江山。他不曾高声大义，也不曾请命自荐，却在最实处立下功勋。

永乐十九年，夏原吉逝世。朝廷追谥“忠靖”，意思是：为国忠勤，处事安静。他一生无显赫官衔，无耀眼战功，却在默默无闻中撑起明朝半壁财政。

朱棣死后，仁宗朱高炽继位，不久即召祭夏原吉。宣德帝朱瞻基登基后，亲书匾额：“中兴名臣”。夏原吉死后的宅邸被改为“忠靖祠”，与历代贤臣并祀。

可惜的是，今日世人提起明朝财政，大多记得海瑞、张居正，却少人记得夏原吉。他没有惊天动地的言辞，没有血书请命的悲壮，只是一笔一笔把国家撑住，把税赋理顺，把账目补清。

而那一纸“三日之限”，也从一个临死请求，变成了大明朝廷财政体系重建的开始。

他用命换时间，用三天换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