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台湾共产党员林正亨被枪决，囚车正巧经过他家门前，他猛然站起急切的大喊：保珠，快出来，我要上刑场了，保珠、保珠……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林正亨生于台湾雾峰林家，这是清代以来在台湾颇具声望的家族，祖上从福建漳州渡海而来，靠经营樟脑生意积累了厚实的家产，到了林正亨这一代，家族已历八世，富贵与地位相伴而生，他的祖父林文察，曾是清末抗法名将，父亲林祖密早年追随孙中山，是辛亥革命元老之一，家中堂屋正中，挂着一块“天下为公”的匾额，从小耳濡目染之下，林正亨的世界观早早成形。   他的童年在厦门度过，读书之余常去码头看船，租界里的洋人总是高高在上，对中国人呼来喝去，有时甚至挥鞭打人，他看到过工人因为被克扣工钱而在街头痛哭，也听过父亲与人争论国家的命运，17岁那年，林祖密在一次集会上被暗杀，林正亨站在棺木前，神情僵硬，他没有流泪，只是将父亲留下的日记本紧紧攥在手里。   22岁那年，他考入南京陆军军官学校，后来的黄埔军校，那时的他，理想很简单：学成报国，保家卫国，他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成绩优异，被分派到多个前线战场，抗战爆发后，他随部队南征北战，曾在缅甸战场担任主攻任务，在一次激烈的交火中，敌方炮弹落在他身侧，几名战友当场身亡，他虽然侥幸逃生，却身受重伤，留下16处严重伤痕，从此失去双手的灵活能力。   战后归来，他被评定为16级伤残，这意味着他再难继续服役，国民政府并没有为他的牺牲给予应有的尊重，只是以“养伤”为由将他调离编制，安排在一个边缘岗位，他从未抱怨，却在心中渐渐疏远了这个政权，他曾为它流血，却在它的体制中被冷漠对待，他开始反思：到底为了谁而战？为了哪一个“国”？   1946年，在上海，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选择并不突然，而是他多年思考、逐渐转变的结果，他开始明白，真正的革命不是为了军功、荣耀，而是为了让普通百姓活得更有尊严，他回到台湾后，辞去了原有职务，在台北开设了一家鞋店，名为“建成行”，这看似普通的童鞋店，实则是地下党的联络点，也是进步读物的印制中心。   在岳母的资助下，他购置设备，将进步书刊通过鞋店悄悄传递，他与工人组织建立联系，成立读书小组，教授识字和基本算术，宣传土地改革的理念，他从不高声宣讲，只是耐心讲述一个又一个佃农的故事，告诉人们，“地租可以减，生活可以自己做主”，这些活动，逐渐引起当局的关注。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后，台湾政局动荡，白色恐怖自此展开，特务系统如网般铺开，地下党成员成为重点监控对象，林正亨的身份仍未暴露，但他知道，这样的日子不会太久，他没有停下活动，反而加强了对各地农工组织的指导，鞋店的后间，堆满了印制好的小册子，墙角藏着一台油印机。   1949年8月18日凌晨，特务破门而入，搜查中，他们在鞋店后房找到了油印机和印刷版面，还发现了几篇署名不明的宣传稿，他当场被捕，关入看守所，审讯持续数日，酷刑接连不断，他被皮鞭抽打，指甲缝里被钉入竹签，但始终未吐露任何组织信息，面对“悔过书”，他写下“我无过可悔”，拒绝签字。   后来，情报人员问他联络人的姓名，他报出一个虚构的名字“陈百川”，这个名字没有身份，也没有地址，只是他编造的保护伞，因为这一策略，他成功为组织争取了缓冲时间，与此同时，他在狱中用纸剪出十几朵花，偷偷托人带给妻子和儿女，他知道自己大限将至，只希望家人能记得他曾经努力守护的方向。   1950年1月30日清晨，他被押送至马场町刑场，沿途，他曾试图望见熟悉的街道，囚车经过泉州街时，他拼尽力气喊出那一声“保珠”，他知道妻子此时正在为他熬粥准备送监，却不知道，她没能听见这声呼唤，等她赶到刑场，只看到雨水渗透着的湿土，和尚未风干的血迹。   林正亨走的时候只有35岁，他没有留下任何遗产，只留下了一段故事，在那个年代，他并不是唯一一个走这条路的人，但他的脚步格外坚决，他拒绝苟活，拒绝背叛，拒绝屈服，他的一生，从富贵走向风雨，从沉默走向呐喊，最后将信仰种在血土之中。   多年后，人们重新整理白色恐怖时期的烈士档案，在他的名字旁写下“坚定的共产党人”，他的儿子也曾在后来回忆，父亲留给他的，不是财富，而是做人该有的底线，人们说，一个人死去的时候，是否喊出某个名字，决定了他一生的归属，林正亨喊出的，是“保珠”，是家；也是“人民万岁”，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