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身家40亿，一回陕西老家，就去找那个修自行车的残疾弟弟，跟他说：“老弟，哥给你三个选择，要么去县城，要么去北京，要么去省城！”可弟弟头都没抬，回他：“你赶紧走吧，别赶不上二路汽车！”

1952年，在西安城墙根，张艺谋家的两间土坯房藏在胡同最里头。他父亲是参加过抗战的军人，母亲在卫生院当护士。张艺谋是老大，下面有二弟张伟谋、三弟张启谋，哥仨岁数差三岁，却常常穿着同一件打着补丁的衣服。

1966年秋天，一场变故突然降临这个普通家庭。父亲被下放到陕北农场，家里的日子一下子变得艰难起来。母亲白天在卫生院加班，晚上就着煤油灯缝补衣服。张艺谋放学回家，总能看见二弟张伟谋蹲在灶台前，用冻裂的手给弟弟们煮玉米糊糊。

有天夜里，母亲发现二儿子对自己的呼唤没反应，伸手一摸他耳朵，满手都是黏糊糊的脓水。当时家里连买青霉素的钱都凑不齐，张伟谋的中耳炎就这么拖成了慢性顽疾，后来彻底听不见了。

倒霉事还没完，三弟张启谋的眼睛也越来越不好。有次张艺谋带他去看露天电影，银幕上的人在他眼里就是一团模糊的光斑。医生说是视神经萎缩，得住院治疗，可母亲翻遍抽屉，就找出三张皱巴巴的毛票，只能看着小儿子的世界一点点变黑。

1971年，19岁的张艺谋被分到咸阳国棉八厂当工人。在国棉八厂的车间里，张艺谋成了最拼命的挡车工。白天扛着几十斤的棉纱在机器间穿梭，晚上就在宿舍啃借来的书。后来考上北京电影学院，他背着馒头坐火车去报到。

张伟谋听不见以后，在街道办的修配厂当学徒。有一天，他正给机床换零件，机器突然失控，飞溅的铁屑像刀子一样扎进他眼睛。等送到卫生院，右眼已经彻底看不见了。母亲抱着浑身是血的二儿子哭晕过去，张伟谋却在病床上比划着：“不碍事，左手还能干活。”

张艺谋在电影学院收到家信时，正在拍毕业作品。他连夜扒上回西安的火车，这个从不流泪的男人突然跪在地上：“二弟，是哥没本事，没照顾好你。”

张伟谋从枕头下摸出个布包，里面是几块皱巴巴的钱，他塞到大哥手里，用手比划：“你好好念书，家里有我。”

1984年《红高粱》在柏林拿奖，张艺谋站在领奖台上说“感谢家人”，却不知道三弟张启谋的世界已经完全陷入黑暗。

失明后的张启谋没哭，反倒笑着对母亲说：“娘，以后不用给我买灯油了。”张伟谋在胡同口支起个修车摊，兄弟俩搭伙过日子：听不见的二哥负责拧螺丝、补轮胎，看不见的三弟负责递工具、收钱。

有一回，一个年轻人故意把五角钱说成一元，张启谋虽然看不见，却摸出纸币大小不对。他没发火，只是笑着说：“后生，你车胎上有个小石子，我给你抠出来，下次骑车稳当些。”

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张艺谋成了家喻户晓的“国师”。他第一次开着豪车回了老家，车刚停在胡同口，差点蹭到张伟谋的修车摊。张伟谋看到车标愣了愣，很快认出从车上下来的大哥，他咧嘴笑了，露出被烟熏黄的牙，伸手拍掉张艺谋西装上的尘土。

“二弟，跟我去北京。”张艺谋拉着弟弟粗糙的手，指关节都因为用力发白了，“我给你俩在北京买套带院子的房子，雇个保姆，看病也方便。”张伟谋却抽回手，指了指不远处的老院子，又指了指自己的修车摊，摇了摇头。

那天吃晚饭，母亲炖了羊肉，砂锅在煤炉上咕嘟咕嘟响。张艺谋坐在小板凳上，看着两个弟弟吃饭——张伟谋夹菜总碰翻碟子，张启谋的筷子要在碗里摸索半天。他喉咙发紧：“去县城也行，我给你们买套带门面的房，开个小超市，不用再干活。”

张启谋把一块炖烂的羊肉夹到母亲碗里，轻声说：“大哥，你忘了小时候娘总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土窝？”他手指在桌上摸索着，摸到个苹果，慢慢削起皮来，果皮连成条线，没断。

“去省城？”张艺谋还不放弃，“我在西安给你们买套大平层，离医院近，二弟看病方便。”

张伟谋突然放下筷子，走到墙角翻出个铁盒，里面全是他修好的零件：磨得发亮的链条、补好的内胎、换下来的齿轮。他拿起个齿轮在大哥面前转了转，又指了指自己，一脸骄傲。这个听不见的汉子，在用自己的方式表明：我靠双手吃饭，不丢人。

母亲叹了口气，给张艺谋盛了碗汤：“你二弟三弟就喜欢守着这摊子，每天听着街坊们说话，心里踏实。”她抹了抹眼角，“去年冬天你二弟发烧，街坊们轮流来照顾，你三弟看不见，就坐在床边给他擦汗，擦了整整一夜。”

张艺谋望着窗外的老槐树，突然想起小时候爬树掏鸟窝摔下来，是二弟背着他跑三公里去卫生院；三弟把舍不得吃的水果糖塞给他，说“大哥要考大学，得补脑子”。这些回忆一下子涌上心头，他忽然明白了：有些东西，比钱更珍贵。

临走时，张启谋摸索着塞给张艺谋一个布包，里面是晒干的花椒辣椒：“娘说你在外面总吃不好，炖肉时放一点，像家里的味道。”张伟谋则把修好的自行车铃铛挂在大哥车上，用手比划：“路上慢些。”

这世上总有一些东西，是40亿都换不来的。就像张启谋常说的：“日子不是过给别人看的，是过给自己心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