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担心有人阻挠解放干部，周总理给吴德定下了两个原则 “吴德同志，这件事非你莫属！”1974年12月中旬，北京医院病房里，周总理握着茶杯，目光炯炯。吴德愣了一下，心里却清楚，话题只有一个——解放被关押多年的老干部。 那时的空气很沉。林彪坠机已三年，“一办”“三办”手里还攥着厚厚一摞专案卷宗，四届人大筹备又催得紧。毛主席刚从长沙电示：战犯特赦之后，立即着手解决“文革”以来的干部问题。好消息，可执行起来，暗流汹涌。 吴德的顾虑真实存在。专案他从未插手，案卷细节一知半解，更棘手的是“四人帮”。他们对“清算”“审查”乐此不疲，放人？肯定设卡。周总理看穿了他的担心，抬手比了两根指头：“两条原则，记牢。”话不多，却是接下来所有工作的底线。 先跳回三年前。1971年初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接到周总理亲批：把黄克诚、吕正操、刘澜波接进院“治病”。事实上是转移、掩护、隔离冲击。病历卡改名，“王宣”“李雷”“刘菲”悄悄住进一病房，门口卫戍区战士昼夜站岗。医生嘴严，护士手稳，连体温单都不许外传。那批被“借住”进医院的名单后来超过二十人，黄新廷、罗瑞卿、林枫、周荣鑫……阜外医院成了隐形避风港。 别看医院平静，幕后频现急转。1972年3月14日，徐冰危在旦夕。院长正在病房查房，电话骤响：“我是总理，务必抢救！”一句话，一层楼的灯全亮。连续抢救十几个小时，生命延续了两天。那通电话后来在医护圈传成佳话，也让人第一次体会到周总理对老同志的珍视。 正因对这些人有过“医护式保护”，到1974年末，周总理才更急切地想把事情彻底解决。他提出设立新专案小组：汪东兴牵头，纪登奎、华国锋、吴德协助。理由简单——“原来办案的人回避”。换言之，先斩断既得利益链，再谈公正。 吴德硬着头皮上阵。第一次审卷，他就碰了南墙：卷宗厚，案情乱，证据多是口供。口供？那可是“四人帮”最爱反复咀嚼的“宝贝”。如果每条细查，几年都出不来结论，更别说三个月。于是，他跑回医院找周总理商量。 周总理想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晨递给吴德一张便笺，只写了两行：其一，凡经毛主席亲批或中央正式文件定性者，先放后议；其二，纯属口供、无佐证材料者，采信本人申诉，不再纠缠。吴德读完，心里那块大石落了一半。 接下来是与“四人帮”短兵相接的日子。政治局会上，名单一摆，江青立刻发难：“材料不清楚，先别放！”张春桥阴阳怪气：“政策界限在哪儿？”会议常被吵到凌晨。叶帅有次拂袖走人，甩下一句打油诗：“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骡人，驱骡赴前敌。”会场尴尬，却也道出众人心声——周总理就是那位牵骡人。 1975年初春，马明方案成为突破口。调查组在新疆旧档案里翻出敌方原始审讯记录，足证其坚贞不屈。吴德拿着材料去找周总理，只听总理低声说：“马上平反，别再拖。”批示下去，文件循序直达毛主席案头。可惜这位老同志已在关押期间病逝，解脱来得太迟。 阻力并未停止。张春桥要求写“明确界限”文件，意在圈住新小组手脚。吴德犹豫再三，又去求教周总理。周总理身体不好，仍支撑起身作答：“把主席已批的二十九个案例归纳成条文，写给他们看。”条文一出，对方再挑剔就等于否定主席批件，只好讪讪作罢。 3月8日，毛主席最终批示同意大规模放人。那天深夜，吴德在西苑宾馆看文件，一桩桩案子尾页都盖上“已结”。350余人当即获得自由，加上连带专案，六七百名干部重回社会。电话此起彼伏，家属喜极而泣，院子里鞭炮偷偷放响——虽说不合规定，但人心难抑。 人放出来，安排更麻烦。周总理再次把吴德、纪登奎、华国锋叫到床边，声音微弱却清晰：“别都留北京，有病的治病，能工作的调往各省。分散，安全。”吴德当时想不通，事后才悟到，这是一道防火墙——让“四人帮”想抓也抓不到。 周扬的名字随后摆上桌面。江青反对声最大：“文艺黑线，问题多！”吴德拿着卷宗对答：“材料显示无叛变，无投敌。”江青不死心，继续纠缠。最终，毛主席批了八个字：“人民内部矛盾，工资照发。”这封批件一出，周扬获准出席国宴。可政治局讨论时，邓小平考虑大局，决定先让周扬回家休整。周总理事后很遗憾，却也理解形势所迫。 四月，国务院各司局陆续接到通知，让地方来京“迎接”干部。站台上，久别的战友拥抱，一声“老哥，还好吧？”几乎把人喊哭。有人随即住进阜外复查，有人当晚就踏上南下列车。周总理原话传遍大院：“让他们安安心心活下去，活出价值。” 解散专案办公室的命令随后下达，厚重卷宗锁进档案库。多年后，吴德回忆那张便笺，还在抽屉里完好无损。两条原则，看似简短，却挡住了无数暗箭，也换回数百名老同志的清白与生命。不得不说，这是周总理在风雨交织的岁月里，下的一步高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