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指出，“挖掘历史文献、文化经典、文物古迹中的廉洁思想，整理古圣先贤、清官廉吏的嘉言懿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记是记录清官廉吏嘉言懿行的重要载体，古代正史有为清官廉吏立传的传统。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了广陵书社推出的《历代廉政人物传记汇编》（全六册）主编耿科研。
从正史到类书：为清官立传的悠久传统
记者：您与江沛主编的《历代廉政人物传记汇编》（以下简称《汇编》）共六册，我注意到所收书目以正史居多，请您谈谈这其中的考虑。
耿科研：《汇编》收录了历代正史中“循吏”“良吏”“能吏”“良政”传，以及徐有功、陆贽、包拯、海瑞、陆陇其、张伯行、于成龙等清官的单独传记。以正史为核心选目并非偶然，而是基于对廉洁文化“根与魂”的思考和把握。
作为中国古代官方史学的核心载体，正史具有不可替代的权威性与系统性。从史料价值看，正史由历代史官按“秉笔直书”原则编纂，历经考辨取舍，叙事完整，对人物的评价谨慎准确；从连续性看，自《史记》首开《循吏列传》体例，此后历代正史多为清官廉吏立传，形成跨越千年的廉政人物记录链；从价值导向看，历代正史不仅展现不同时代“廉吏”内涵的拓展和演变，如汉重“清俭”，唐崇“明断”，宋尚“清惠”，更通过“以史为鉴”的传统，强化廉洁作为治国根本的理念，为后世提供了明确的道德标杆与政治准则。
由此可见，正史不仅是廉洁文化的“记录者”，更是“塑造者”与“传承者”——这也正是《汇编》以正史为核心选目的根本原因。
记者：《汇编》除历代正史外，北宋编纂的《册府元龟》占有很大篇幅，请您谈谈这部书籍对于廉洁文化研究的价值。
耿科研：《册府元龟》是一部北宋官方主持编纂的大型类书，其编纂始于景德二年（1005年），王钦若、杨亿、孙奭等十八位文臣共同编修，历时八年而成。该书以“资治”为核心目标，通过系统整理历代政治史料，构建了中国古代治理的历史文献范本，是研究中国古代廉政思想演变的重要文献。
《册府元龟》系统辑录了北宋以前正史、政书及政论等文献中的政治与体制类史料。特别重要的是，唐代官制、典章制度的诸多细节，都依赖《册府元龟》得以保存，所以黄永年先生说《册府元龟》是“最为充盈的唐史史料库”。在廉政研究价值上，《汇编》收录其“宪官部”（监察）、“铨选部”（选官）、“牧守部”和“令长部”（地方治理）等内容，涵盖了古代廉政的核心议题。
“宪官部”保存了汉至五代的监察制度史料，尤其对唐代御史职能的记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该部在“选任”中明确“夫宪官之职，大则佐三公统理之业，以宣导风化，小则正百官纪纲之事，以纠察是非，故汉魏以还，事任尤重”。古代监察官选拔强调“举贤才”，要求其具备志节坚贞、刚正不阿、明辨是非、不畏权贵、司法公正等品质，以使权贵不敢肆意妄为，奸佞之人无所遁形。
“铨选部”系统梳理从周代“以德诏爵，以功诏禄”至隋唐确立吏部专掌铨选的演变脉络，为理解古代选官体系提供了清晰的框架。该部还辑录汉至五代各朝铨选的具体规章制度，包括资格限制、选拔方式、考核迁转、地域政策、文书管理、禁令与惩处等，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制度研究意义。
《汇编》还收录了“牧守部”“令长部”各一卷。牧守是州郡高级地方长官（州牧、郡守），为中央与地方的枢纽，“牧守部·廉俭”专述汉至唐历代牧守的廉俭事迹和清廉典范。令长即县令、县长，直接面对百姓，其廉俭关乎政权根基。“令长部·仁惠”载基层亲民典型，“令长部·廉俭”突出令长清节，强调令长要兼具仁心、简政与廉行，方为“亲民之官”。
总之，《册府元龟》的价值不仅在于史料丰赡，也在于展现了中国古代廉洁文化的深厚传统与灵活运用：它既是对汉至唐相关传统的继承，又根据宋代政治需求进行筛选与重新诠释，这种“以史为鉴”的编纂理念传承至今，启示我们既要通过具体事迹涵养廉洁意识，又要从历史脉络中把握廉政建设的规律性。
廉吏风骨存青史：超越时代的精神坐标
记者：传记资料是研究中国古代廉洁文化的重要资源，与思想史的资源、制度史的资源相比，它更容易被人接受，更生动、亲切。您在编辑此书的过程中，是否遇到了一些令您感受较深的廉洁人物的故事、事迹可以分享给大家。
耿科研：编辑《汇编》的过程确实让我们感触很深，就像接受了一场深刻的精神洗礼。在这些传记材料中，是一个个有血有肉、闪耀着道德光芒的灵魂。春秋时期“嗜鱼不受”的公仪休，汉代“四知拒金”的杨震，北魏“身死之日，家无余财”的张恂，南朝信仰“人生何事须聚蓄，一身之外，亦复何须”的裴昭明，唐代“拒贿宰相”陆贽，宋代以“青天”形象名垂青史的包拯，元代拒绝百姓金帛馈赠的许楫，明代一生清贫、去世时“葛帏敝籝，有寒士所不堪者”的海瑞，清初被康熙帝誉为“天下廉吏第一”的于成龙……他们如群星，在历史的夜空中璀璨夺目，他们的故事依然能够深深叩击我们的心灵。可以说，《汇编》中的每一篇传记、每一位廉吏都是一座精神的丰碑。
这里想特别谈谈于成龙以及《于清端公政书外集》，《汇编》中完整收录了此书。
清代有两个于成龙，我们这里提到的是山西的于成龙（1617—1684年），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以广西罗城知县开启仕途。他安抚百姓、劝耕励农、减税减负、征剿盗匪，使罗城大治。后因政绩显著连续升迁，历任合州知州、武昌知府等职，“三藩之乱”时，他赶赴黄州参与平定，之后升任福建按察使。到任后，他重审“通海罪”冤狱，救下千余名百姓，又因表现出色升为福建布政使，被称为“闽省廉能第一”。于成龙深受康熙帝器重，被“特简”为直隶巡抚，后升任两江总督。为官期间，于成龙严禁“火耗银”，生活简朴，秉持“天理良心”，廉能善断，勤政为民。
于成龙一生为官二十三年，其事迹和精神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于清端公政书》便是其政治理念与实践的生动写照。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刻本《于清端公政书》由蔡方炳、诸匡鼎编次，包含正集和外集。正集八卷，前七卷辑录于成龙在各地任职时所作的禀谕、奏议、檄文、书信等各类文书，第八卷为“吟咏书”，辑录于成龙诗文。
外集包含于成龙传记、墓志铭、祠庙相关文献以及往来文书与杂记等二十余篇文章。陈廷敬所写的《于清端公传》，详细记录了于成龙从青年时期求学到踏入仕途后的种种经历，生动刻画了他廉洁奉公、不畏艰难的形象；范鄗鼎所写的《书于清端公传后》，对其生平事迹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和评价，让读者对于成龙有更全面的认识。祠庙相关文献记载了各地为于成龙修建祠堂的情况，如《江宁初建于清端公祠碑》《苏州初建于清端公祠碑》以及江宁、黄州、苏州重修重建祠堂的碑记，反映了于成龙在民众心中的崇高地位，也体现了他的政绩和品德对当地产生的深远影响。往来文书与杂记中的《请于清端公入三立祠呈》《请于清端公入三立祠覆呈》及层层批文，可以说不仅康熙帝对于成龙有“天下廉吏第一”的论断，这一论断也为当时的官民共同认可。《于清端公政书外集》保存了最真实的情感记忆——百姓的哭声、同僚的震撼、后人的追思，这是官方史书难以完全承载的，堪称明清廉政生态的珍贵切片，所以我们将其选入了《汇编》。
融入当代语境：让文本焕发时代生机
记者：《汇编》集合了大量古人的廉洁故事，而且多为第一手材料，具有很高的价值，您如何看待古代廉政人物传记在新时代的价值，我们要如何运用好这笔资源。
耿科研：在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视野下，《汇编》中这些穿越千年的廉洁故事蕴藏着中华文明的精神基因。它们的价值如同一条贯通古今的精神长河——既映照出“廉”的本质内核，又为当下提供源头活水。
《汇编》用两千余年的历史长卷告诉我们，廉洁文化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当我们在书中读到杨震“四知拒金”的警醒、海瑞“葛帏敝籝”的纯粹、于成龙“粗粝自甘”的坚守，触摸到的不仅是个体生命的温度，更是一个民族对清正廉洁的永恒追求。这些故事之所以历久弥新，正因为它们超越了具体历史情境的局限，直指“公权为民”的初心本质。
《汇编》中的文本要在新时代焕发生机，核心在于深度解读其中蕴藏的精神基因，并将其融入当代语境，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例如，西汉的黄霸治理颍川时“教化息讼”的实践，其精髓在于以德化民、以仁息争，可为今天基层治理中德治与法治的融合提供智慧参照；唐代陆贽在贿赂成风的环境中断然拒绝他人劝贿，那句“贿道一开，辗转滋甚”的警示，直指防微杜渐的廉政逻辑。
当我们将这些散落在史册间的星火汇聚，便点燃了照亮当下与未来的精神火炬。这些人物传记的根本价值，不仅在于为今天的党员干部提供行为镜鉴，更在于赓续中华廉脉，润泽来兹：当遭遇诱惑时，我们能想起汉代杨震夜拒黄金的“四知”自省；在用权决策间，常怀唐代陆贽“为天下计”的胸襟格局。这种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正是廉洁文化从“历史镜鉴”升华为“行动自觉”的关键，也意味着中华文明积淀千年的廉洁基因获得了新的生命——它从典籍中的道德标本，化为激荡在现实中的浩荡长风，更将成为滋养后世的精神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