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特务头子毛森审讯一个交际花，看着眼前伤痕累累的交际花，他云淡风轻的表示真是可惜了。谁料，他突然将烧红的烙铁狠狠按在了对方的皮肤上。 1949年秋天，一位身穿旗袍、神情从容的女子被押入厦门城郊的军统秘密牢房。审讯室里，特务们轮番上阵，各种刑具摆满一桌，女子却始终低头不语。 直到毛森走进屋里，盯着她看了一眼，说了句：“真是可惜了。”紧接着，一根烧得通红的烙铁被他一把按上女子的肩头。 这不是第一次拷打，但她始终没开口一句。几个月前，这个名叫刘惜芬的女人，还是军官俱乐部里的常客。 她总是穿着得体，端庄大方，在各种应酬场合中游走于国民党高层之间。酒过三巡，她轻言细语地与军官交谈，偶尔一个眼神，一次寒暄，就能套出不少有用的情报。 可谁也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是共产党在厦门的地下联络员。再往前推几年，1945年抗战胜利，厦门一度恢复平静。街头巷尾，人们生活艰难，但她却悄然开起了小诊所，为百姓免费治疗。 她没有背景，靠着自己的双手给病人缝合伤口、熬药施针。一传十，十传百，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城南那位不收钱的女医生。那个时候，她只是个普通的护士。 再往前数到1940年，她在一家被日本人操控的医院做学徒。那些年日本医生对中国人态度极差，有病不治、轻易剥夺床位，她不止一次为此与日方医生发生争执。 她没想过自己会惹上麻烦，可医院上下很多人都开始佩服这个不怕事的年轻护士。而更早的日子，是她灰暗的童年。 刘惜芬生于1924年，自幼生活在一个封建大家庭。父亲脾气暴烈，一次怀疑妻子不忠，竟将她母亲绑在树上狠打，还扬言要把女儿丢掉。 若不是家中大夫人出手相救，她可能早就被遗弃在乡野。母亲在她年幼时便因屈辱而服鸦片自尽，自那以后，她的成长充满孤独。而正是这种经历，慢慢磨砺出她后来坚定的性格。 1947年，她开始与地下党接触。当时，一位名叫胡慧敏的女同志注意到她，经多次接触后，将她介绍给了上级郑秀宝。 她们在暗处会面，没有寒暄，也没有试探。她第一次听说什么是信仰、什么是牺牲。郑秀宝说：“这条路没有退路。”她只回答了一句：“我不怕。” 从那以后，她就不仅是医生，也是地下工作者。她在为病人疗伤时口耳相传地传递党的思想，在动荡的厦门暗中建立联络点，还为被特务追捕受伤的同志处理伤口。她干净利落，极少出错，很快就成了组织中可靠的一环。 1949年夏，厦门的地下网络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毛森空降厦门，整顿情报系统，严令缉拿共产党分子。 就在组织内部陷入窘境时，刘惜芬主动请命，提出自己可以伪装成交际花进入军官圈子获取情报。郑秀宝犹豫过，但她坚持说：“再拖就晚了。” 从那天起，她换下了白衣护士服，穿上了旗袍、高跟鞋。她在各类酒会与晚宴间穿梭，接触军官、收集情报、暗中传递情绪。 几次关键任务，她都圆满完成。她甚至曾向毛森身边的亲信灌醉套话，拿到了关于下一步布防的重要资料。可是计划再缜密，也难敌一次背叛。 1949年9月19日，一个秘密会议点暴露，多人被捕。一名地下党员在受刑后交代出她的身份。当天傍晚，她还在一家军官私宴上，毫无察觉地饮酒作笑。她被几名特务强行押走，当晚关进了地牢。 毛森接到报告后亲自前往，命人严刑逼供。他知道她的身份非同小可，曾在文件中看到她的代号。电刑、水牢、烙铁，她都经历了。可她始终不发一言，只说了一句：“我不知道。” 审讯持续了数日。最后，毛森认定从她嘴里问不出东西。10月初，厦门局势急转直下，国民党节节败退，军统下令清理未审出的地下党成员。她连夜被押往郊外，枪响后，尸体被匆匆掩埋。 几天后，厦门解放。 人们在一处荒山发现了几具尸体，其中就有刘惜芬。那年她只有二十五岁。她的诊所早已关门，门口残留着市民烧的纸钱。那群曾经免费来看病的百姓，自发站在门前，低头不语。 没人再说她是哪个家庭的女儿，也没人提她曾做过护士。她的名字，只在几份解密不久的档案里出现过一次，附在一串代号的末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