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初，李敏产前找到毛主席说：“继宁都10岁了，也该再要一个了，就是担心养不起！”毛主席听后：“娃娃，该生一个了，养不起爸爸帮你，从稿费里给你拿些钱！” 一提李敏，外头知道的人不多，她是毛主席和贺子珍的女儿，1936年出生在陕西志丹的窑洞里。家世看着风光，但日子一点都不轻松。她还不到一岁，母亲贺子珍就被调往苏联养病，李敏留在延安。再过几年，李敏四岁的时候，才辗转送到苏联，跟母亲团聚。小时候没怎么见过父亲，这种家庭分离的滋味，她其实尝得比谁都早。 刚到苏联那会儿，李敏生活条件说不上好，甚至很苦。她有一年得了肺炎，高烧不退，医生也没啥办法，差点就没扛过来。母亲拼了命拿家里仅剩的几件衣服去卖，换了糖和奶，才把她从鬼门关里拉回来。这些往事后来李敏也不爱提，可细想，这个“主席的女儿”，小时候吃的苦，不比普通人家娃少。 1947年，李敏跟着母亲终于回国，先在哈尔滨住了一阵。说实话，那会儿她对“家”这个字还没太多概念。再后来，毛主席派人把她接回了北京。第一次见到父亲毛主席，李敏有点拘谨，不像现在的孩子和家长那么随便，毕竟这么多年都不在身边。毛主席倒是挺亲切，随口给她起了个新名字，叫“李敏”。这名字有讲头，是“敏于行”的意思，毛主席一贯的作风，做人要低调、踏实。 说到这里，有必要把李敏这条线理一理。她1958年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这学历放今天也不算低。毕业后，她去国防科委上班。1959年，她和孔令华结了婚。孔令华是孔从洲的儿子，在北京航空学院工作，搞的是高科技，日子虽说稳定，但真没什么特殊待遇。两个人收入就靠工资，家里家具用的都是公家的，孩子的学费、生活费，全得自己想办法。 到了1972年，李敏已经有了个儿子，叫孔继宁。那年头，儿子已经十岁了，家里人也劝她，再要一个孩子，将来有个伴。可是李敏一算账，心里就嘀咕：光靠两个人的工资，养大一个孩子已经不宽裕了，再来一个，真能行吗？这事搁哪个家庭，都是两口子关起门来琢磨，可李敏这关口，最终还是迈去找了父亲毛主席。 别说你不理解，一个做女儿的，心里琢磨事，最信任的还是自家老人。李敏也是鼓了好大勇气，把自己的想法小心翼翼地跟毛主席讲：继宁都10岁了，也该再要一个了，就是担心养不起。这话说出口，不带一丝“耍特殊”，也没想着借父亲的名头图什么方便，就是很真实地说了自己心里话。 毛主席那会儿身体其实已经很不好，但听完女儿的话，笑了，说得直接：“娃娃，该生一个了，养不起爸爸帮你，从稿费里给你拿些钱！”你看，这句话很普通，没有什么大道理，也没有一句官腔。说到底，毛主席也是个父亲，家里的事到了他这，和全国大事其实一个态度，实事求是。孩子有困难，他愿意掏自己的稿费帮帮忙，这其实就是一个普通老爹的反应。 说句实在的，毛主席的稿费在当时算得上不小一笔钱，但他用得很节制。这些钱，除了帮家人一把，还时常拿出来资助一些真正有困难的亲戚、老同志。毛主席从不用公权力给自家开绿灯，家里谁有啥事也从不允许“走后门”。他跟女儿说稿费，不是给她优待，而是做父亲能做的那点心意。 不过你要说李敏真的去拿这笔钱，其实她还真没开这个口。她回家后和丈夫商量了一下，觉得家里虽然紧点，但还能撑，就没主动伸手。她更希望丈夫多分担点家务，孩子多照顾一些，家里过得踏实就好。养娃这事，哪个家庭不是咬牙坚持？ 李敏家虽说是“领袖之家”，可柴米油盐、养儿育女、经济压力，一样也没少遇见。甚至连生不生二胎这种事，也照样会跟家里老人打招呼，算计钱够不够用。说到底，普通老百姓过日子什么样，他们也是那一套。家里做饭、补衣服，孩子用的东西都得精打细算，实在用不上也要坚持自己扛着。这种日子，一点都不比普通人容易，反而更显得朴素、真实。 当然，这桩事最后的落点，其实落在了孔东梅身上。1972年1月，李敏在上海生下了二胎，就是后来的孔东梅。孩子的名字是毛主席取的，“东”取自自己的名字，“梅”象征着坚韧不拔。虽然毛主席那时候已经病得很重，没机会见到外孙女，但听说孩子平安出生，他是真的高兴。 李敏那代人，其实都受家风影响很大。毛主席教孩子要“夹着尾巴做人”，别指望靠什么特殊身份占便宜。李敏成家后，哪怕日子紧，也没去跟父亲要过多的照顾。孩子大了，该做的事都自己做，穿哥哥的旧衣服，饭桌上也没什么讲究。家里有亲戚来串门，李敏也还是自己下厨，照顾得妥妥帖帖。这种家风，其实一直延续到后代。 说到底，这段故事表面上看是“毛主席女儿养娃发愁”，细细品味，却能体会到一种很真切的人情味。不管什么身份、什么地位，家里人只要还在一起，心里挂念的事，永远都是孩子好不好、生活过得踏实不踏实。毛主席那句“养不起爸爸帮你”，没有一点做派，只有实实在在的温情。 无论时代多大变化，家家户户过日子，都离不开“能不能撑住、该不该坚持”这些琐碎的小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