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专家温铁军曾发出疑问：“要是按照毛主席当初的设想继续发展，中国的乡村会走向何处？”其实笔者认为，人们对分田到户之所以争论不休，归根结底还是姓“资”姓“社”问题束缚人们的思想。长期以来人们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在农业发展方向上，认为只有走农业集体化道路才是社会主义的“阳关大道”，搞分田到户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机会主义”。后来几经争论，分田到户在实践中取得的巨大成效，消减了人们对包产到户是否可行的疑虑，进一步促使人们对分田到户的关注点从“能不能搞分田到户”转向“分田到户姓什么”的问题上。 当年，反对者认为包产到户搞到最后人心会散，农业发展方向容易走偏，“集体经济是阳光大道，不能退出”。支持者则主张即使包产到户是独木桥也要走下去。为协调双方，会议最终达成一个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在一般地区，集体经济比较稳定，生产有所发展，现行的生产责任制群众满意或经过改进可以使群众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但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如果群众不要求改变，就应允许继续实行。同时再次对边远“三靠队”“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表示赞同。会后，为再次澄清群众尤其是各地干部思想误区，指出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发展不平衡，“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社队以至在同一个生产队，都应从实际需要和实际情况出发，允许有多种经营形式、多种劳动组织、多种计酬办法同时存在。 其实早在1961年春天，一个大胆的试验在安徽悄然展开。省委制定了"责任田"办法，先是包产到组，后来发展到"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在实际操作中，许多地方索性直接搞起了包产到户。农民们给这个办法起了个形象的名字——"救命田"。在凤阳，老农严宏昌记得："地一分到户，大伙儿天不亮就下地，连田埂边边角角都种上了庄稼。"到当年10月，全省84.4%的生产队都实行了"责任田"，效果立竿见影——秋收时粮食产量比灾荒最严重的1960年增加了50多亿斤，农民人均口粮达到600多斤，浮肿病迅速减少。 1978年，当凤阳小岗村的农民再次偷偷分地时，许多经历过"责任田"的老干部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宿县那位当年推行"责任田"的公社书记，此时已是地委领导，他私下对下属说："二十年前的办法，终究还是回来了。"历史证明，这场夭折的早期改革，不仅挽救了无数生命，更在人们心中播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火种，为后来的农村改革埋下了伏笔。 1977年6月，时任铁道部部长的万里调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这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以整顿铁路秩序著称的领导干部，到任后立即深入基层展开调研。在走访了皖东、皖南多个县市后，他发现安徽农村普遍存在一个令人忧心的现象：公社体制下"大锅饭"式的分配方式，加上当时盛行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片面强调"以粮为纲"的做法，严重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经过三个多月的实地考察，万里在省委常委会上明确指出："安徽农业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在他的推动下，1977年11月，安徽省委出台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决定（试行草案）》，这份被简称为"省委六条"的文件，首次在省级政策层面提出要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允许实行生产责任制、鼓励农民发展家庭副业等突破性举措。文件特别强调"以生产为中心"的工作方针，这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环境下，无疑是一个大胆的转向。 这份文件的出台恰逢其时。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后，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思想解放的春风与"省委六条"的改革措施相互激荡，在江淮大地上催生出一系列自发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凤阳县马湖公社前倪生产队的干部们冒着政治风险，悄悄试行"包产到组"；来安县烟陈公社魏郢生产队则探索出"以产记工"的联产计酬办法。这些基层首创很快在周边地区产生示范效应，皖东大地上的生产队纷纷开始尝试不同形式的责任制。农民们用最朴实的行动表达着对改革的渴望——当他们发现新的经营方式能让自家多打粮食时，改革的星星之火便以燎原之势在安徽农村蔓延开来。 小岗村的十八个红手印很快显现出惊人威力。第二年夏收，这个"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的穷村子，破天荒地向国家交售了公粮。消息不胫而走，周边村庄纷纷效仿。到1980年，凤阳县实行"大包干"的生产队已超过八成。农民们编起顺口溜："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这场自下而上的变革势如破竹。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肯定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到1986年底，全国99.8%的农户都尝到了"大包干"的甜头。在江淮大地，变化尤为显著：短短七年间，安徽粮食总产增长近五成，棉花翻了一番多，油料产量更是增长近两倍。曾经饿得浮肿的农民，如今粮仓里堆满了金黄的稻谷；过去连火柴都要计划的村庄，开始飘起腊肉的香气。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