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那会儿新思潮涌动，年轻人高喊自由恋爱、个性解放，空气里都飘着反叛味儿。丁玲一头扎进去，写文章发刊物，真就把自己活成了新女性的标杆。她那会儿恋上穷作家胡也频，俩人爱得轰轰烈烈。可没过多久，才情横溢的冯雪峰又闯进了她的心。这事儿要搁普通人身上，早就被唾沫星子淹死了，要么自己纠结死。丁玲偏不。自由？灵魂自由了，感情咋就不能自由？她理直气壮，直接找到胡也频和冯雪峰摊牌——谁也不想放弃，手心手背都是肉，干脆三个人一块儿过得了！这主意说出来，别说1928年，放今天也能吓掉一堆人的下巴。更让人咋舌的是，这两位接受了。 于是，杭州西子湖畔的几间小屋里，真就住进了一女两男。丁玲像个走钢丝的高手，平衡着两段浓烈的情感。外人怎么看？风言风语海了去了！骂她“伤风败俗”、“不要脸”的大有人在。可她不在乎。白天里，她跟胡也频热烈讨论文学创作，那股子激情火花四溅；扭过头，冯雪峰的深刻思想和敏锐洞察，又深深吸引着她。夜晚降临时分，屋里的气氛想必微妙的很。三个人分房而居，但感情交织的张力无处不在。胡也频坐在书桌前写稿子，听着隔壁冯雪峰低沉的声音在和丁玲讨论俄国文学，心里能不咯噔一下？冯雪峰瞧着丁玲对胡也频那毫无保留的笑容，嘴里怕是也尝到丝丝苦涩吧？丁玲自己呢？左右周旋，努力把一碗水端平，心累不累？外人看着离经叛道的大胆实践，里头堆满了情感上的惊涛骇浪。这试验，愣是磕磕绊绊走了一年左右。 这事儿猛一看，丁玲真“酷”爆了。一个女子对抗整个社会的婚姻伦理标杆，爱谁就爱谁，敢想敢做，把自由恋爱的口号实践到惊世骇俗的地步。简直是民国独立女性的超级符号。得为她不顾世俗的眼光，勇敢追求内心自由鼓掌？等会儿，咱们看深点儿。她为什么能“成功”？胡也频和冯雪峰本身就不是普通市井小民。他们是新文化运动里泡大的文人，脑子里装着对传统的批判，对新生活的向往，甚至带着点实验精神和对丁玲才华、个性的极度欣赏乃至迷恋。一个巴掌拍不响，三个人都是特定时代、特定圈子里的“非主流”。这场看似先锋的“三人行”，表面上是丁玲的自由意志胜利，本质上，更像几个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在一个思潮汹涌却又尚未解开的封建社会绳索间隙里，搞出的一次极限情感冒险。它充满了浪漫想象和个人英雄色彩，脆弱得像肥皂泡。 这肥皂泡最终破了。胡也频内心深处的痛苦日渐积累。1930年，他选择去上海参加革命工作。没多久，1931年，这个深爱丁玲的青年就被捕英勇就义。这场惊世骇俗的同居，以生离死别告终。丁玲追求的那种灵魂的“绝对自由”，最终败给了复杂的人性、强大的社会惯性和最严酷的现实政治。她那被母亲点燃的自由灵魂，一直冲撞着层层坚固的牢笼。同居实验看似炸开了一角窗户，证明了个人意志的某种可能，但整个囚笼根本没被撼动。它暴露的不是自由的成功，恰恰是个人在庞大社会结构面前的孤独和无力。她那“离经叛道”，在当时的大多数人眼里，依然只是茶余饭后的笑话或者谈资。新女性运动喊得震天响，可连丁玲这样的顶尖人物，其最激进的实践也只能在极其狭小的知识分子圈内昙花一现。旧的枷锁在松动，新的枷锁（包括革命意识形态对个人生活的规训）还没成型，就在这夹缝里，丁玲硬是点燃了一簇奇异的火焰。这火焰照出的，不仅是她个人的勇气，更是那个时代所有变革者们撞得头破血流也要寻找出路的悲壮。自由？你以为翅膀够硬了，抬头一看，牢笼的铁柱只不过暂时换成了水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