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14岁的潘玉良被舅舅卖到青楼，老妈妈看后嫌弃道：“大鼻子、小眼睛、驴脸，再怎么长也是一个丑八怪，你还是带回去吧！”没想到，潘玉良突然跪倒在地：“您就发发善心，收下俺吧！” 潘玉良一听这话，急得心都快跳出来了，她太清楚被送回去意味着什么，舅舅不会给她好果子吃。 她扑通一声就跪在地上，苦苦哀求老妈妈发善心收下自己，说自己什么脏活累活都能干。 老妈妈看着这孩子态度坚决，觉得留下来至少能当个粗使丫头使唤，这才勉强点头。 舅舅见买卖总算做成了，也不在乎价钱被压低多少，拿了钱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就这样，潘玉良在青楼里留了下来。幸好当时她年纪还小，身体也没长开，加上相貌平平，头几年里，她主要是干些杂活，有时为客人唱唱小曲儿、跳跳舞，还没有到需要接客的地步。 日子一天天过去，眼看就要到改变她命运的年纪了。 这时，她生命里的转机意外降临。那会儿，新任地方官潘赞化到任，当地一些官员为了讨好他，在青楼设了宴席。 他们还特意安排了几位姑娘做陪，其中就包括潘玉良。宴会结束后，这些官员自作主张地把潘玉良送到了潘赞化的府上。 潘赞化并不是贪恋女色得人，看到被送来的姑娘，当即就叫仆人把她送回去。 但潘玉良却再一次面临被推回深渊的境地，她又惊又怕，再次“扑通”跪在潘赞化面前，声泪俱下地哀求：“大人，您要送我回去，我肯定活不过明天！求您发发慈悲，留下我吧！” 潘赞化心地善良，看着她可怜无助的样子，又听说了她不幸的身世，动了恻隐之心，便应允了，让潘玉良暂时留在他府上，做个伺候的仆人。 共同生活的时光里，两人慢慢有了了解和情意。潘赞化发现这个姑娘虽然出身艰难，却坚韧且有想法。 他渐渐被潘玉良吸引，最终，他决定正式娶她为妻。 他们的婚礼，孩有潘赞化志同道合的好友陈独秀在场见证。 婚后的生活平静而安稳，潘赞化意外发现，他的妻子潘玉良非常喜欢画画，而且似乎有着天生的才情。 那些在纸上勾勒出来的画面，都透着一股灵气，这让同样热爱艺术的潘赞化非常惊喜和欣赏。 为了支持妻子的天赋，潘赞化特意聘请了当时有名的画家洪野来教导她。 在专业画师的悉心指点下，潘玉良的画技突飞猛进。最后，还以素描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了当时顶尖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进入美专，她就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不仅学中国画，还深入地接触西方传来的油画、水彩画、壁画等。 这些东西方艺术的碰撞让她深深着迷，她把所有的热情都投入到了绘画中。 丈夫的信任与支持，让潘玉良在艺术探索的道路上更加放开手脚了。 她的兴趣逐渐从风景画转向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非常大胆的领域，人体画。 为了画好人体，她甚至请丈夫帮忙物色合适的模特。经过大量的练习和钻研，她的技法日益纯熟。 最终，凭借一系列优秀的人体绘画作品，潘玉良成为了学校的优秀毕业生。 并且为了追求更高的艺术造诣，潘玉良决定远赴世界艺术之都法国深造。 在法国学习七年后，她满怀热忱回国，回到她的母校担任西洋画的老师。 然而，现实并不像她想象的那么顺利。她的艺术成就虽得到一部分人的认可，但她得出身，以及她极具突破性的人体画，却在保守的环境中掀起轩然大波。 1932年，她精心创作的一幅名为《壮石》的画作，尽管被高价买走，但仅过了一个多月，这幅画就被人用墨水涂上了难听的侮辱性语言。 更有一些保守的同行，用尖刻的语言讽刺她，矛头直指她的过往。她非常委屈，却百口莫辩。 可随后，更大的风暴在1937年席卷了中国，上海沦陷，为了个人安全和艺术追求，潘玉良不得不远走法国避难。 当时的她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一次离别，竟成了与心爱的丈夫潘赞化的永诀。 在法国的日子里，潘玉良的经济状况一直相当拮据。但她省吃俭用，把省下来的钱和奖金，还有作品，不断地托人捐回国内，支持抗战事业。 1945年，终于盼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潘玉良归心似箭，立刻想办法购买了回国的船票，渴望与阔别已久的丈夫团聚。 可就在临行前几天，国内局势突变，她与潘赞化之间好不容易重建的联系，又被残酷地切断了。 又是漫长的四年，直到1949年，他们才艰难地再次取得联系。 然而，朝鲜战争又爆发了，潘玉良身不由己，只能继续留在法国。 十年后的1959年，一个沉痛的消息传来，潘赞化因病去世了，这彻底击碎了潘玉良最后一点归国的念想。 最想见的人不在了，祖国对她而言，更多添了一份物是人非的惆怅。 从此，她熄灭了回乡的念头，心无旁骛地扎根在巴黎这座艺术之城，将全部的余生都交付给了画笔和颜料。 1977年的秋天，这位饱经沧桑的女画家，在巴黎平静地走完了她八十二岁的人生。 弥留之际，她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倾注了一生心血的画。陪伴在侧的老友王守义，严格遵照她的遗嘱，把她创作的五千幅作品，无私地捐赠给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