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在《有关<金光大道>的几句话》里说道：“当时的积极分子高大泉、朱铁汉等，都是我依靠的对象和战友……他们对幸福明天的热烈向往，顽强追求，以及为达到目的所表现出来的自我牺牲精神，当时就深深感动了我，至今还铭记在心头。”作者的这些感受，是他创作高大泉形象的生活基础和感情基础。五六十年代反映农业合作化作品中的一些人物如王玉生、刘雨生、梁生宝等，都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从这一意义上来看，高大泉确有其历史的认识价值。 晚年时，浩然把重心放在了自传体小说上，其三部曲《乐土》《活泉》《圆梦》，完整记录了他从河北农村孤儿成长为专业作家的传奇人生。这三部作品共计八十余万字，时间跨度从1932年出生到1959年成为专业作家，呈现了一个只读过三年私塾的农民如何通过自身奋斗和时代机遇实现文学梦想的全过程。 他将人生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部《乐土》记录从出生到成为孤儿的童年岁月，那些在冀东农村摸鱼抓虾的往事里，藏着中国农民最本真的生活图景；第二部《活泉》从14岁参加儿童团写到成为《河北日报》记者，展现了一个农村青年如何通过扫盲班、冬学等渠道获取文化知识；第三部《圆梦》则聚焦他调入《红旗》杂志社到"文革"前的创作生涯，详细记述了《喜鹊登枝》《艳阳天》等作品的诞生过程。 在自述创作动机时，浩然特别强调："我要感谢这个时代。"这个只读过三年书的放猪娃，靠着解放后的扫盲运动摘掉文盲帽子，又凭借发表在《河北青年报》上的小故事被调入省报。他在《关于我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中写道："是集体化给了我上夜校的机会，是报社老编辑手把手教我改稿子。"这种朴素的感恩情怀贯穿三部曲始终，但也使作品在特殊历史时期的记述上显得格外谨慎。 对此浩然晚年曾多次解释。1993年突发脑血栓导致右半身不遂后，他在病榻上仍惦记着要完成那个时期的回忆录。1997年病情加重时，他对家人说："必须把《艳阳天》出版时的波折写清楚，要把西沙采风这些事说明白。" 如今重读这三部自传体小说，会发现它们像三棱镜般折射出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乐土》里描写的1940年代冀东农村，还保留着传统农耕社会的全部肌理；《活泉》记载的土地改革、互助组运动，则展现了生产关系剧变下的乡村图景；到《圆梦》描写的农业合作化时期，浩然已经作为亲历者记录下《艳阳天》的创作背景。这些文字或许缺乏精巧的文学构思，但正是这种原生态的记录，让作品具有了超越个人经历的社会学价值。 在晚年病重期间，浩然曾试图用录音方式继续回忆录创作。现存资料显示，他特别想澄清两个问题：一是《艳阳天》如何从"中间人物论"的批判中突围出版，二是所谓"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说法的来龙去脉。这些未完成的遗愿，使得三部曲成为一部永远"未完成"的自传。但或许正是这种残缺，反而真实呈现了历史洪流中个体命运的复杂性——就像他在《活泉》中写的那样："每个人的故事都是时代汪洋里的一滴水，既映照着太阳的光辉，也裹挟着泥沙俱下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