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严打”时期，强奸罪是要被判死罪的。当时的中国开始了性开放，男女婚前在一块睡觉出现了热潮。 1983年是个特殊的年份，改革开放才五年，经济刚有点起色，可社会治安却崩了。公安部统计，1980年全国刑事案件75万起，1981年猛蹿到89万起，1982年也好不到哪去，有74万起。强奸、抢劫、杀人这些案子频发，老百姓晚上都不敢出门。那时候治安差到啥程度？城里公园、乡下山沟，随处可能冒出个犯罪分子，受害者不少是年轻姑娘，社会舆论都炸了锅。中央一看，治安不整不行，1983年8月，中共中央下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9月全国人大又通过法律，把强奸罪这类重罪直接定为可判死刑，还给地方司法机关开了绿灯，能快速执行。 “严打”这场运动来势汹汹，全国上下都动起来了。从1983年到1986年，全国抓了177.2万人，判刑174.7万人，其中3万多人被枪毙。河北承德有起案子，几个混混把俩少女骗到荒山窝棚糟蹋了好几天，村民报警后，公安连夜抓人，主犯当场判死刑，枪决震慑了多少人。北京北海公园也有过类似的事，三名女学生被逃犯拖进树丛强奸，案子一破，罪犯没几天就伏法。这种快刀斩乱麻的做法，确实让犯罪分子怕了，社会治安短时间内好了不少。 可就在法律这么严厉的时候，社会风气却在往另一个方向跑。改革开放把西方的思想带进来了，年轻人开始不那么守旧。过去婚前同居是大逆不道，可1983年前后，尤其在大城市像上海、北京，谈恋爱的男女晚上住一块儿的事儿越来越普遍。他们觉得这是自由，传统观念算啥，得打破。这股性开放的潮流跟“严打”的铁腕一比，简直是冰火两重天。你说法律把强奸犯枪毙了，可年轻人自己愿意在一块儿睡，这咋管？ “严打”不光是对付强奸这类重罪，还想整顿社会风气。那时候跳舞、谈恋爱这种事都能被抓，西安有个叫马燕秦的，就因为在家办舞会判了死刑。还有歌手迟志强，跳舞谈恋爱也被抓去坐牢。这种把道德问题跟刑事犯罪混一块儿的做法，搞出了不少冤案。老百姓开始嘀咕，这“严打”到底是治犯罪还是管生活啊？政策初衷是好的，可执行起来咋就跑偏了呢？ 从数据上看，“严打”确实有成效。1983到1986年，犯罪率下降了不少，街上安全感强了。可好景不长，1986年后，犯罪率又开始回升。光靠高压治标，治不了本啊。社会在变，经济改革让人口流动大了，城市化快了，治安问题还是没根治。1983年的铁腕政策震慑力强，但也暴露了局限性，法律不能光靠吓唬人，得跟上社会变化。 到了1997年，新《刑法》出来，“流氓罪”这种笼统的罪名被废了，强奸罪的定义更清楚，死刑范围也收紧了。与此同时，社会对婚前同居的态度宽松了不少，年轻人谈恋爱自由多了，没人再偷偷摸摸。这种转变说明啥？法律在进步，社会观念也在进步。1983年的“严打”是特定时期的产物，管用是管用，但没法解决所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