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陆小曼穷得吃不起鸡蛋时，将唯一的貂皮大衣卖掉，买来几斤大闸蟹，请3个男人到家中大吃大喝。饭后，陆小曼红着脸说：“今天找你们来，是有一个不情之请。” 陆小曼1903年出生在上海，家里条件不错，父亲陆定在北洋政府干过财政部的差事。她从小聪明伶俐，会说英语法语，琴棋书画也不在话下。年轻时，她是北京社交圈的红人，外号“京城名姝”，风头正劲。 1922年，19岁的她嫁给了军官王庚。这段婚姻不太顺，王庚忙着军务，两人没啥时间相处。没几年，她就遇上了诗人徐志摩，两人一见钟情，搞得满城风雨。1925年，她跟王庚离了婚，第二年跟徐志摩结了婚，梁启超还当了证婚人，场面挺热闹。 婚后，她跟徐志摩在上海过上了花天酒地的日子。她爱热闹，舞会、牌局一个不落，画画的功夫倒是放下了。结果好景不长，1931年徐志摩飞机失事死了，她伤心得不行。从那以后，她就很少出门，穿上素衣，又开始画画，想靠艺术熬过去。1938年，她跟翁瑞午搭伙过日子，翁瑞午会推拿，帮她治哮喘，两人就这么互相依靠着过。 到了1961年，陆小曼58岁，日子过得紧巴巴。她有哮喘和胃病，家里还有翁瑞午和干女儿的孩子要养，靠着文史馆那点工资，实在是入不敷出。当时正赶上经济困难时期，物资少得可怜，别说鸡蛋，连基本生活都成问题。她住在一栋老石库门房子里，家具旧得掉漆，生活苦得没法说。 可就在这时候，她接到个任务，要为上海出访团弄件国礼，得找画家画幅画。这任务不简单，她得靠自己的人脉和本事去搞定。家里没钱，她咋办呢？ 陆小曼翻箱倒柜，找出了件压箱底的貂皮大衣。这衣服是她年轻时的家当，也是她最后一件值钱的东西。她咬咬牙，把大衣拿去当铺换了点钱，然后买了几篓阳澄湖大闸蟹。她打算请三位画家——唐云、刘旦宅和张正宇——到家里吃饭。这仨人都是当时画坛的大拿，她想着用这顿饭拉近关系，再开口求帮忙。 她亲自下厨，把螃蟹煮好，三位画家来了，围着桌子吃得挺开心。饭后，她收拾完，红着脸说了那句“今天找你们来，是有一个不情之请”。她把国礼的事一五一十说了出来，希望他们能帮忙画幅画。 三位画家听完，没马上表态，沉默了一会儿。唐云先点了头，刘旦宅和张正宇也跟着答应了。最后，唐云画了残荷，刘旦宅画了波斯猫，张正宇画了猎犬，三人合起来弄了幅挺拿得出手的画，交给陆小曼，任务算是完成了。 这事听着挺夸张，穷成那样还卖大衣请客，可仔细想想，也挺符合陆小曼的性格。她这人骨子里有点豪气，年轻时爱排场，晚年虽然落魄了，但对朋友、对艺术还是有份真心。她卖大衣不是为了显摆，而是想用自己的方式，把事情办好。 她也不是没底线的人。抗战那会儿，日本鬼子拿着钱请她画画，她死活不干，还敲掉几颗门牙装疯，把人吓跑了。她宁可吃窝头，也不肯低头。这份硬气，跟她后来的坚持挺像的。 1956年，陆小曼的画在上海美术展上露了脸，陈毅市长看她日子不好过，特意安排她在文史馆上班，给了她份稳定收入。她干活挺认真，后来还进了上海中国画院，画作在朵云轩寄售，好评不少。她的画风有点特别，既有传统味道，又带点西洋画的影子，山水花鸟都画得有模有样。 她的画能当国礼，可见水平不低。她这辈子没攒下啥钱，但留下的画不少，也算有点交代。她还在常州陆氏宗祠得了个牌位，这在当时挺稀罕，说明她的贡献没白费。 1961年那会儿，国家经济正艰难，物资紧缺，普通人吃饭都费劲。陆小曼的情况不算特例，但她硬是靠着自己的办法，撑起了这顿饭和任务。她卖大衣请客，既是无奈，也是种乐观。生活再苦，她也没完全垮掉，还想着怎么把事办成。 这事搁现在看，可能有人觉得她傻乎乎，有人觉得她挺仗义。甭管咋说，她这举动确实让人记住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