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周总理决定参加贺龙葬礼，叶帅连下两道命令，提高葬礼规格 “总理，您身体这样怎么还来？”1975年6月9日上午十点刚过，叶剑英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休息室里，望着周恩来深陷的眼窝脱口而出。此时的周恩来穿着略显宽大的中山装，左胸别着“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章，瘦削的脸颊在走廊灯光下泛着青灰。他摆了摆手，声音沙哑却坚定：“贺老总的最后一面，我非来不可。” 这个执拗的决定让原本简朴的追悼会现场骤然紧张起来。就在三天前，政治局会议刚定下“五不”原则：不治丧、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报道、不宣传。可当贺龙长女贺捷生的信辗转送到中南海，周恩来在病床上撑着看完，当即提笔在报告上写下“同意”二字，又连夜向毛泽东请示。待主席批示“由叶剑英致悼词”传来，他竟拖着病体亲自到场，硬是把这场骨灰安放仪式变成了共和国元帅的正式追悼会。 叶剑英的反应堪称迅疾。他先叫住要离开的邓小平：“追悼会改由你主持。”又转头吩咐秘书：“立刻把原定我准备的悼词取来。”当周恩来接过那沓薄薄的稿纸，全场都屏住了呼吸。这位72岁的总理从中山装口袋摸出老花镜，右手食指在纸面上逐行滑动，突然在“三鞠躬”处停住笔尖，添了个“七”字。这个改动让在场不少老同志红了眼眶——他们都知道，贺龙生前最爱说“七上八下”，认为七是个吉数。 休息室的门突然被推开，薛明扶着墙踉跄着要起身。周恩来抢前两步握住她的手，喉结剧烈滚动：“我来晚了…”话音未落，贺龙的小女儿贺晓明已泣不成声。这个场景让在场者想起1957年的国宴，那天周恩来被外宾轮番敬酒，贺龙夺过酒杯一饮而尽，事后反被总理责备：“你有糖尿病还逞强！”这种生死相托的情谊，在十年动乱的阴云里愈发显得珍贵。 邓小平宣布仪式开始的话音刚落，哀乐声中的周恩来突然对着遗像深深弯腰。一次、两次、三次…当第七次鞠躬完成，薛明发现丈夫的党旗覆盖得格外周正。没人知道，就在前夜，周恩来特意叮嘱工作人员：“贺老总最爱整洁，衣服领子必须熨烫挺括。”这种细致入微的关怀，延续到了最后的告别。 追悼会结束三个月后，305医院的护士发现周恩来枕头下压着份文件。展开来看，正是修改过的悼词原件，边角磨损处都用胶带仔细粘补过。这种珍藏方式，与他保存邓颖超家书时如出一辙。直到1994年整理遗物时，人们才在总理办公室的保险柜里，发现这份泛黄文稿与1972年确诊膀胱癌的病历锁在一起。 叶剑英当日的两道命令，无意间改写了追悼会的规格。原定800人的规模最终突破1500人，军乐团临时加排的《义勇军进行曲》在礼堂反复回荡。有位老将军后来回忆：“看见总理坚持要自己念悼词，我就知道历史会给贺老总正名。”果然，追悼会结束不到半年，贺龙骨灰正式迁入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室，覆盖党旗的棺木换成了汉白玉骨灰龛。 周恩来离开时特意绕到公墓东侧，那里栽着几株他从西花厅移来的海棠。花瓣飘落在黑色轿车顶棚上，像极了1964年贺龙送他的那方湘绣手帕。司机从后视镜看见，总理的手指一直在膝头划着“七”字，直到医院大门映入眼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