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2月，周总理访问朝鲜时，白天和大家谈笑风生，晚上回到住处后，就一个人喝闷酒，借酒消愁，是什么原因呢？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啥都缺，但发展劲头很足。1950年代末，全国上下掀起一股“冒进”热潮，大家都想着经济快点起飞，工业农业齐头并进。可这股劲儿过头了，指标定得太高，资源跟不上，生产瞎搞一气，经济眼看着要失衡。周恩来当总理，眼光长远，他觉得这么搞下去不行，得稳一稳，于是提出了“反冒进”的想法，想让大家冷静下来，别光顾着往前冲。 但这想法跟当时中央的主流意见不太合拍，尤其是跟毛泽东主席的思路不一样。毛主席觉得经济发展就得大干快上，越快越好，谁要是说慢一点，那就是保守、右倾。周恩来呢，他不是反对发展，而是怕这种不切实际的节奏会把国家拖垮。两人的分歧不是一天两天了，但一直没公开闹僵，直到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这事儿彻底摆上了台面。 南宁会议开得挺紧张，毛主席亲自坐镇。他对周恩来的“反冒进”很不满意，当着大家的面批评他，说他思想保守，还拿出一篇文章——上海领导人柯庆施写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问周恩来：“你咋写不出这样的东西？”这话听着就挺刺耳，周恩来没吭声，低头翻文件，心里估计五味杂陈。他不想跟毛主席硬碰硬，可又觉得自己的担心不是没道理。会议气氛很压抑，周恩来甚至提出辞职，但毛主席没同意，还让他接着干总理。 会议刚结束没多久，周恩来就带着任务出访朝鲜。那是1958年2月，他得代表中国跟朝鲜领导人谈合作、拉关系。白天，他得打起精神，陪着金日成开会、参观，脸上全是笑容，谈吐得体，谁也看不出他有啥心事。朝鲜那边的工厂、农场，他都认真去看，跟人交流一点不敷衍。可到了晚上，他回到住的地方，卸下那层“总理”的外壳，就完全不一样了。一瓶酒，一个杯子，他一个人坐着慢慢喝，像是要把心里的压力都灌下去。 这种反差不是装出来的。随行的人后来回忆，周恩来白天表现得太完美，晚上却像变了个人。有人晚上路过他房间，看到他独自喝酒，桌上酒瓶都空了一半。那时候国内的情况他没法不想，南宁会议的批评还在耳边，毛主席的态度让他左右为难。他知道“大跃进”马上要来了，可他又清楚，这么搞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作为总理，他得执行中央的决定，可他又不想看着国家走弯路，这种矛盾估计比酒还苦。 果不其然，访问回来没多久，“大跃进”就全面铺开了。1958年夏天，全国各地开始大炼钢铁，农民被拉去修水库、建公社，粮食产量吹得天花乱坠。可实际情况呢？钢炼出来一堆废渣，粮食根本没那么多，资源浪费得一塌糊涂。到1959年，问题全暴露了，粮食减产，物资短缺，老百姓日子越来越难过。到1961年，国家经济差点崩盘，大家才意识到当初的“冒进”有多离谱。 周恩来呢，没闲着。他虽然对“大跃进”有意见，但政策定了，他还是得带头落实。他跑遍全国，去工厂、农村调研，尽量在执行中加点理性的东西。他调整生产计划，压低不切实际的指标，还得安抚底下的人，别让情况彻底失控。后来经济真不行了，他又忙着救火，去灾区看粮食库存，协调物资，想办法让大家熬过去。他的努力没白费，1960年代初，国家开始调整政策，经济慢慢缓过来了。 再说回周恩来这个人，他不光忙国内的事，外交上也一把好手。1954年日内瓦会议，他帮着解决了印度支那的乱子；1955年万隆会议，他推亚非团结，让中国在国际上站稳脚跟；1972年尼克松访华，他一手操办，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这些事儿都看出他的能力，也看出他有多拼。他经常熬夜看文件，忙起来饭都顾不上吃。到了晚年，他得了癌症，还是不肯歇着，一直到1976年去世。 周恩来这一辈子，真的是为国为民操碎了心。1976年1月8日，他走的时候，全国人民都难受得不行。他的骨灰按他自己的意思，撒在了中国的山河里。他没留啥遗产，但他的责任感和担当，留给了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