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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张景惠在战犯收容所目睹身着戎装的儿子,惊问缘由,却被儿子轻蔑地回绝,

1950年,张景惠在战犯收容所目睹身着戎装的儿子,惊问缘由,却被儿子轻蔑地回绝,这让他寒心透顶。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东北地区展开对汉奸的清算行动。在沈阳的战犯收容所外,前伪满洲国总理张景惠被押解至此,却意外地看见儿子张梦实身穿人民军军服,站在警戒线外。曾经与他同流合污,为日本人效力的儿子,如今却以胜利者的姿态注视着沦为阶下囚的父亲。

张景惠的仕途始于东北军阀混战时期,他投靠奉系军阀张作霖,凭借其巧舌如簧,与张作霖结拜为兄弟。1928年张作霖遇刺身亡后,张景惠非但没有为其报仇雪恨,反而在九一八事变后率先向关东军投降。这一选择为他带来了在伪满洲国的飞黄腾达,他从特别市市长一路升迁至国务总理,成为日本人倚重的傀儡官员。张家在长春最繁华的街道拥有气派的府邸,张景惠为儿子聘请了最好的家庭教师。年幼的张梦实起初只觉得父亲威严,直到上学后,才从同学的躲闪中察觉到异样。一次放学路上,几个高年级学生用石块袭击他的书包,辱骂他是“汉奸的儿子”,年仅十二岁的他抱着破损的课本跑回家,躲在被窝里哭泣。得知儿子在学校受排挤,张景惠特意从日本商人处购置了铁皮文具盒和进口皮鞋,这些礼物非但没有改善儿子的处境,反而让同学们更加疏远他。这种孤立让张梦实开始留意父亲的谈话,在书房外,他听到父亲用日语与关东军参谋商讨“治安肃正”,密谋围剿抗联,少年纯真的世界观开始崩塌。

1937年春,张景惠送十六岁的儿子去日本早稻田大学深造,临别前夜,父子二人在书房促膝长谈,张景惠嘱咐儿子学成归来接替他的位置,殊不知儿子行李箱暗格中藏着巴金的《家》和抗联传单。东京的经历为张梦实开启了新视野,在留学生聚会上,他结识了堂兄张绍纪,一位隐藏身份的地下党员。在堂兄的引导下,张梦实加入了进步学生组织,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夜以继日地研读《论持久战》,逐渐认清了父亲所效忠的“王道乐土”不过是殖民者的谎言。1941年冬,张景惠急召儿子回国,彼时伪满洲国已进入“战时状态”,他需要一个可靠的助手。表面上,张梦实顺从父亲的安排,在伪满外交部任职,暗地里却通过堂兄与抗联取得联系。他清晰地记得第一次传递情报的情景:在中央大街的俄式咖啡馆,他将微型胶卷藏入《普希金诗集》中,紧张得手心冒汗。接下来的三年里,他利用自身优势,多次传递关东军布防图、细菌部队动向等重要情报。

1944年秋,他冒着生命危险潜入父亲书房,用微型相机拍摄了日军与伪满政府签订的《战时物资调配密约》,这份文件成为日后东京审判的重要证据。每次执行任务归来,他都必须在父亲面前扮演“孝顺儿子”的角色,这种双面生活让他饱受失眠之苦。

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进攻东北,张景惠还在做着“退守朝鲜”的春秋大梦,张梦实则趁机将日军调动计划告知地下党,导致关东军第三方面军在牡丹江被围困。

苏军坦克开进长春时,张梦实第一时间佩戴红袖章参与接收工作,而他的父亲则躲在郊外别墅销毁罪证。这对父子在战犯收容所的再次相遇充满了戏剧性,据1995年解密的《沈阳战犯管理所档案》记载,张景惠质问儿子为何未受审时,管理所人员出示了张梦实1942年加入东北抗日救国会的证明。看着文件上的印章,老汉奸终于明白儿子这些年暗中所作所为,当场瘫坐在地。

晚年的张梦实在回忆录中写道:“人们称我是卧底英雄,但我更希望父亲当年能挺直脊梁,不做汉奸。”历史无法重来,这对父子的命运轨迹,是那个特殊时代的一个缩影,有人选择苟且偷生,有人选择抗争到底,不同的选择决定了截然不同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