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84岁张大千在台北荣总病房病逝，他的遗嘱很快在报纸公布，令人惊讶的是，张大千将遗产分为了16份，其中15份是给陪伴张大千到最后的徐雯波和14位子女，余下一份，则给了一位远在北京的孤独老妇杨宛君。 1935年，18岁的杨宛君已是北京城南小有名气的京韵大鼓艺人，她在戏台上唱《黛玉葬花》时，被36岁的张大千一眼相中。 尽管张大千已有两房妻室，二夫人黄凝素竟主动出面说媒，大夫人曾正蓉主婚，杨宛君就此成为“三姨太”。 婚后她放弃事业，随张大千游历山水，更在1940年义无反顾跟随他奔赴敦煌莫高窟。 在荒凉的戈壁中，杨宛君度过了两年零七个月，白天，她为临摹团队磨颜料、记配方，在壁画前举马灯照明；夜里，她在滩涂开荒种菜，解决食物短缺。 张大千在此完成276幅临摹画作，艺术生涯攀至高峰，而杨宛君的青春却在风沙中褪色，她曾以为这段共患难的岁月是永恒的纽带，却未料到命运的转折来得如此之快。 1947年，张大千恋上女儿的同窗、14岁的徐雯波，两年后，他离开大陆时仅带徐雯波和幼女同行，以“患病不宜远行”为由将杨宛君遗弃北京。 留给她的只有一箱敦煌临摹画作，此后34年，杨宛君独居永定河畔，靠制作绢花糊口，生活清贫却始终守护着那些画。 即便在最艰难时，她也拒绝变卖，最终将画作无偿捐给国家， 当遗嘱公布，她摩挲着报纸落泪：“他心中始终有我，这三十多年没白等。” 与杨宛君的悲剧色彩不同，徐雯波的人生被世俗视为“圆满”，14岁时，她因崇拜张大千而接近其女张心瑞，常到“大风堂”画室看他作画。 18岁那年，她不顾家人反对，怀着身嫁给了48岁的张大千，此后四十年，她成为张大千永不缺席的伴侣。 这个女人陪他旅居阿根廷贫民窟抵御严寒，在日本替他周旋画商，甚至在巴黎画展后台冷静处理他写给19岁日本模特的情书。 徐雯波为张大千生下四名子女，是他晚年创作的重要缪斯，遗嘱中94%的遗产归她支配，包括三千余幅画作、与日本模特山田喜美子的79封情书，后拍出2043万天价，以及敦煌临摹稿修复记录。 面对子女对遗产分配的质疑，她展示出精心的保管证据：“有人说我嫁的是钱，可你们见过凌晨三点陪他调颜料的人吗？” 2019年，她私藏的张大千定情作《长生殿》拍出4140万，买家正是张大千海外子孙，被称“离散家族的血脉重聚”。 张大千的遗产分配揭开了他复杂的情感世界，对杨宛君，他依赖她的陪伴完成艺术升华，却在新鲜感消退后决然离开；对徐雯波，他倾尽晚年温情，却未对旧人给予实质补偿。 那份“十六分之一”的遗产，并非现金，而是早年赠予杨宛君后流落市场、又被张大千购回的山水画，更像是一种象征性慰藉。 画角“赠宛君”的题字和衣褶处极小的“宛君”签名，成了敦煌岁月唯一的私密印记。 这场风波也变现出传统女性的两种命运：杨宛君的“从一而终”与徐雯波的“母凭子贵”，张大千曾直言“美人是我绘画的灵感”，一生经历四段婚姻，子嗣多达16人。 原配曾庆蓉因无爱婚姻孤独终老；二夫人黄凝素连生8子后遭冷落，最终离婚并被情人骗光财产；杨宛君苦守空房34载；唯徐雯波“笑到最后”。 张大千的艺术成就毋庸置疑，他融合敦煌壁画与传统笔墨，开创泼彩技法，被毕加索誉为“东方伟大的画家”。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榆林窟25窟菩萨像》等画作，至今仍是艺术史珍品。但私人生活的复杂性，亦成为后世评述的焦点。 杨宛君捐出的敦煌临摹稿，如今被数字化保存在敦煌研究院，她的《敦煌临摹日志》中，“1942年3月15日，先生说我的矿物颜料调得比月牙泉的水还清”等记录，成为研究张大千创作的一手史料。 信息来源： 张大千生平．CCTV．2013-12-08 《敦煌临摹日志》 《文化苦旅》（余秋雨著，东方出版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