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晚年后悔太子刘据之死，为什么没有厚待太子的后人？ 不厚待，其实是一种变相的“保护”。 “巫蛊之祸”爆发后，太子刘据被迫自尽，并且连累他的儿孙也大多丧命，仅剩下一个孙子刘病已逃过了此劫。 作为刘据唯一的后人，刘病已童年的日子并不好过，吃百家饭，穿百家衣，勉强长大成人。 按理说，汉武帝在弄清楚“巫蛊之祸”的来龙去脉后，已经表示出了对刘据之死的后悔，建思子台就是最好的证明。 但为何他在明知道刘病已这个人存在的情况下，并没有对其进行什么厚待，反而任由其吃苦受罪呢？ 其实，汉武帝之所以不厚待刘病已，并非不想，而是不能。 一旦他表现出一丁点“厚待”之意，那么，不仅会给刘病已带来灭顶之灾，同时，还会因此掀起一场不次于“巫蛊之祸”的腥风血雨。 所以，汉武帝纵然再后悔，也只能“冷处理”刘病已了。 首先，汉武帝没有“厚待”刘病已的理由。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疑问，刘病已既然是刘据的孙子，那也是汉武帝刘彻的曾孙，怎么会没有厚待他的理由呢？ 很简单，因为刘据起兵谋反，是不争的事实。 众所周知，刘据之所以会在长安城内起兵，与汉武帝宠臣江允的构陷有很大关系，如果不是江允，那刘据也不至于被逼得起兵。 事情的缘由，还得从当初一起“坑爹”事件说起。 刘据的表兄公孙敬声，是刘据的亲大姨卫君孺之子，由于卫君孺是皇后卫子夫的姐姐，因此，包括卫君孺以及她的丈夫公孙贺，都受到了汉武帝的宠信。 但就是这种宠信，让公孙敬声飘了，他仗着自己父亲是高官，小姨是皇后，因此相当嚣张跋扈，甚至，居然敢挪用军费据为己有。 不出意外的，公孙敬声遭举报，并因此被打入大牢。 儿子被送进大牢，做父亲的自然不能袖手旁观，公孙贺就想办法“捞人”，恰好，当时朝廷正在追捕一名叫朱安世的罪犯，而公孙贺看到机会，就主动表示愿意缉拿朱安世，来为儿子赎罪。 公孙贺的请求，得到了汉武帝的批准，之后，他也顺利将朱安世捉拿归案。 但就在朱安世入狱后，随即写了一份举报信，通过特殊渠道递到了汉武帝面前，而他的这份举报信，彻底要了公孙贺一家的命。 举报什么呢？他举报，公孙贺之子公孙敬声，与汉武帝之女阳石公主私通，并且，还在汉武帝专用的驰道上埋藏木偶人，以巫蛊之术来诅咒汉武帝。 汉武帝一听，这还了得？于是开始查办，最终，查出公孙敬声确有其罪，因此，公孙父子被诛，连带着涉及此案的阳石公主、诸邑公主以及卫青的长子卫伉全部被杀。 而这件事中的“巫蛊之术”，就是导致刘据被迫起兵的导火索。 公孙一家被杀不久后，汉武帝某天夜里做梦，梦到数千个木头人手持刀剑对他攻击，吓得他一身冷汗，醒来后，身体便开始出现不适，同时，也越来越疑神疑鬼。 他总认为，身边有人想加害于他，而“巫蛊”这两个字，也成了他最敏感的字眼。 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身边的宠臣江允便看到了机会，由于他历来和太子刘据不和，因此就担心将来刘据登基后，会对自己清算，所以，就计划利用汉武帝疑神疑鬼的状态，来扳倒刘据。 他的具体计划，是先告诉汉武帝，之所以会出现身体不适，原因就在于宫内有“巫蛊”之气，正是这股“巫蛊”之气作祟，才让汉武帝龙体欠安。 而汉武帝一听，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就派江允在宫中大肆搜查，找一找这股“巫蛊”之气究竟在哪里。 接到命令后，江允利用这个机会，污蔑在太子刘据的寝宫内找到了大量木偶人，而刘据为了自证清白，就派人诛杀了江允，之后又对外宣称，说汉武帝病危，奸臣作乱，他要“起兵讨诛”。 此时，汉武帝正在甘泉宫狩猎，对于长安城内的情况并不清楚，期间他曾派出使者前去找刘据询问情况，但使者胆小，没敢进入长安城，并在回来后谎报太子“起兵谋反”了。 于是，不明真相的汉武帝勃然大怒，派出丞相刘屈氂围攻刘据，而此时的刘据不仅没有停止行动，反而又把长安城内的囚徒等人强行武装起来，试图顽强抵抗。 但最终，刘据不敌刘屈氂，兵败后趁乱逃走，不久后遭到官兵追捕，不得不自缢了断。 整场“巫蛊之祸”，太子刘据确实有极大的冤屈，这其中固然有江允向汉武帝进谗言的因素，但有一点不可否认的是，刘据起兵造反时不争的事实。 即便是他被逼起兵，但起兵就是起兵，这一点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 况且，刘据还在长安城内，当众对外宣称汉武帝病危，虽然他在说这些话时是出于特殊情况，但不管怎样，有些话一旦说出来，那就犯了大忌。 更重要的是，汉武帝在最后阶段，已经亲临建章宫，在那里坐镇发号施令，而此时的刘据依然没有停止行动，继续指挥着手底下的人与刘屈氂对抗。 如果前期起兵，是刘据为了自保和自证清白，但到了这个时候仍旧对抗，那么就确认无误是“造反”了。 而造反，在古代不管是哪个王朝，都是按犯上谋逆论处的死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