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看守张学良25年的特务队长刘乙光要被调走了，得知这个消息，50岁的赵一荻说了3个字：我恨他。刘乙光比张学良大几岁，毕业于黄埔四期，与戴笠、张灵甫是同学，按这个资历，不会籍籍无名，但刘乙光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负责看守张学良。

赵一荻那三个字，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整整二十五年啊！她和张学良的日子像个透明鱼缸，外面总戳着刘乙光那张冷脸。今天送束花，他问里面有没有夹带密信；明天看本书，他先翻查有没有反动标语。连张学良抽根雪茄，他都竖着耳朵听咳嗽声有没有异常，疑心是不是在搞暗号。张学良是个暴脾气，好几次拍桌子瞪眼，刘乙光呢？像块冰，不吵不闹，就是寸步不离，眼神跟钩子似的。最恶心的是他还“软硬兼施”，逢年过节假模假式送点吃食，嘴里说着“副总司令消消气”，监视是一点没放松。这二十五年，张学良憋得快疯了，赵一荻心里那根刺也越扎越深。恨他什么？恨他把一个大活人当笼中鸟，把一段本该在战场上挥斥方遒的热血岁月，硬生生磨成了一堆铁窗残渣。恨他把生活的每寸空气都拧紧，拧成冰冷的绳子，捆得人喘不过气。听说他要走，赵一荻心里石头落了地，可那股积攒了二十五年的怨气，最终就化成了三个硬邦邦的字：“我恨他。”

刘乙光这个人，挺值得嚼一嚼。他算不算坏人？好像也说不上。他就是个把任务执行到变态的“工具人”。黄埔四期的资历，够他战场立功、仕途发达了，可他一辈子就盯着张学良这“一亩三分地”。你说他没本事？能把张学良看得死死的，滴水不漏几十年，绝对是“专业人才”。问题就出在这儿——他把全部的人生价值都押在了这份“看守”上。在他眼里，张学良不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就是个“目标”，一个需要24小时提防、不容出半点差池的“国家任务”。他把人性里的警惕、刻板、控制欲发挥到了极致。你张学良是东北少帅？是曾经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在他刘乙光这儿，不好使！他执行“规矩”就行。这其实比纯粹的恶意更可怕，纯粹的坏人你可以骂，可以恨得明明白白。而这种打着“职责所在”旗号，日复一日、锱铢必较地消磨你、控制你、剥夺你生活希望的“制度性冷漠”，才最令人窒息。说他忠心？是忠，但忠得走火入魔了。他的“功绩”就是让曾经叱咤风云的张学良变成了一只折翼囚鸟。赵一荻的“我恨他”，恨的何止是刘乙光这个人？她是恨透了这套把人异化成冰冷执行机器、把自由意志碾得粉碎的牢笼体制。刘乙光的一生，恰恰是这体制最成功也最悲哀的“作品”——一个资历耀眼的人，心甘情愿、兢兢业业地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看守符号。他儿子回忆，晚年父亲对这段“功绩”不悔，这更说明问题。当一个人将自己的价值和尊严完全绑定在“看管”另一个本不该失去自由的人身上，并以此为荣时，这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人性异化。这“成就”，沾满了他人囚徒岁月的血泪和无奈。历史啊，有时候记住的不该只有大人物，也得记住刘乙光这样的“小角色”，他们用最极致的“尽责”，写下了权力之下人性最灰暗的注脚。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