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盖洛斯，一日清晨，一辆蓝色轿车内，一位女子倒在座椅上，生命已逝，手中握着一把枪，头部中弹。车门紧闭，车窗微启，副驾散落着几张纸条，最后一张写着：“对不起，克里斯托弗。”

她就是张纯如，一位才华横溢的美籍华裔作家，年仅36岁。 她以《南京暴行》一书，向世界展现了那段被刻意掩埋的历史，也因此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和无休止的威胁。她出生在学术氛围浓厚的普林斯顿，父母都是从中国大陆赴美的学者，父亲是航天工程领域的专家，曾在哈佛深造；母亲则从事生物研究工作。耳濡目染之下，她从小就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十几岁时便开始阅读战争史料。大学期间，她从理工专业转入新闻系，开始接触文字创作，毕业后进入《芝加哥论坛报》担任记者，热衷于调查报道，尤其擅长挖掘历史事件中的细节和人物故事。

1994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在加州的资料库中看到一组南京大屠杀的影像，尽管并非第一次接触战争题材，但这组照片还是深深地震撼了她。照片中，有被捆绑的无辜百姓，有被烧焦的尸体，还有日军士兵的狞笑。她意识到，这段惨剧在西方世界几乎被遗忘，教科书里没有记载，主流媒体也鲜有报道。这促使她放弃了此前反响平平的美籍华人历史题材创作，毅然决然地投入到南京大屠杀的英文著作中。

接下来的几年里，她四处搜集资料，奔波于图书馆、档案馆、大学教授的书房以及旧金山华人社区，阅读一切可以找到的文献。她查阅了德国商人约翰·拉贝的日记、美国传教士魏特琳的信函以及中国幸存者的口述记录，她辗转南京、东京，拜访一位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倾听他们亲历的悲惨故事。1995年，她来到南京，与几位幸存者面对面交谈，记录下他们的回忆，亲耳听到他们的哭诉。她不仅采访幸存者，还积极向历史学家请教，她的书房里，一张南京地图上密密麻麻地标注着屠杀地点和防空洞入口。

为了完成这部著作，她三年几乎没有收入，全靠丈夫布雷特的工作养家糊口。即使在儿子出生那年，她也坚持写作，常常熬夜到凌晨两点修改稿件，梦中也总是出现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证词和影像，醒来时一身冷汗。1997年，《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出版，立刻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反响，《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等媒体纷纷报道，这本书也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持续十四周之久。许多西方读者第一次了解了这场惨绝人寰的浩劫，也开始质疑日本政府的沉默，同时，赞扬张纯如的勇气。

巨大的成功也给她带来了无尽的烦恼。她收到了大量匿名恐吓信，甚至还有子弹包裹寄到家中。有人在她家门口徘徊，陌生人跟踪她，电话骚扰不断，搬家和安装监控都无法阻止这一切。精神压力让她日渐憔悴，体重骤减到不到45公斤，她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做错了选择。她曾对朋友说：“如果不写这本书，我或许还能像普通人一样生活。” 在一次电台采访中，主持人问她如何承受这一切，她沉默良久，只说：“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有人得做。” 她还曾计划创作关于中国铁路华工的书籍，但计划尚未展开，儿子却被诊断为自闭症，这让她更加自责，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的母亲。

2004年11月9日，她驾车离开家，说是去学校附近，下午，她的丈夫向警方报案，说她失踪了。当天傍晚，警方在一片树林中发现了她的车，她坐在驾驶座上，手中紧握着那支枪，一张简短的遗书就放在副驾驶座位上。她的离世震惊了所有人，葬礼上，她的父母悲痛欲绝，她的丈夫布雷特轻抚着她的灵柩，低声说道：“她真的很勇敢。”

十几年过去了，《南京暴行》依然在欧美和日本发行，南京市政府为她建立了纪念馆，珍藏着她的手稿和相机。2015年，南京大屠杀档案被联合国列入“世界记忆名录”，而她的著作也成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2024年，圣何塞举行了她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活动，数百人诵读《和平宣言》。 张纯如的离世，引发了人们对于“揭露真相的代价”的深刻思考。她没有留下答案，只留下了一本书，以及那张简短的纸条，但这本书，却一直被人们翻阅着，传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