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一80后男子在四个月前，在某出租屋内，以150元的价格与某陌生女子发生了关系。不料四个月后，公安机关查获了一起刑事案件，通过他人的转账记录，顺藤摸瓜找到男子。男子被依法传唤，警方认定男子构成了违法交易，将其拘留10日。后男子非常的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一、二审法院是这样判决的。

（案例来源：山东聊城中院）

叮叮叮……杨勇的手机响了，正在开会的杨勇将电话挂断。然而对方却不依不饶，锲而不舍的拨打。

无奈之下，杨勇只好拿起了电话往会场外面跑，可老板显然很不满意，恶狠狠的盯着杨勇，杨勇也只好硬着头皮往外冲。

而杨勇为什么非得冒着失业的风险往外接电话呢？因为对方来电显示是公安机关的座机。

“你好，请问是杨勇吗？”对方自报家门，称自己是某某派出所的民警。

“是的，我是杨勇，请问警官找我有什么事情吗？”杨勇有点心虚。

“我们根据犯罪嫌疑人的微信转账记录找到了你，请你来派出所接受调查和问询。”对方严肃的说道。

“警官，能告诉我，我犯了什么事吗？”杨勇不知所措。

“你来了，就知道了。”对方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杨勇忐忑不安，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去派出所接受询问，可如果不去，要是派出所来公司传唤自己，那真就丢脸丢大了。

为了保险起见，杨勇前前后后过滤了一遍自己最近几个月的所有言行，可是没有什么违法犯罪的事情啊。

正所谓，身正不怕影子斜，所以杨勇决定去派出所。

一到派出所，民警就拿出了张伟的证言。张伟在证言上说，杨勇在他的介绍下，与陌生女子胡小丽发生了关系，杨勇支付了150元给自己，自己将90元给了胡小丽。

一看到这个证言，杨勇脑袋发懵，手心直出汗，因为他想起了4个月前发生的事情。

四个月前，杨勇在张伟的介绍下，来到了张伟的出租屋，的确与一名陌生女子发生了关系。杨勇本想用现金给张伟的，可张伟说用微信转账挺方便的。

不料，4个月之后竟然会案发，杨勇叫苦不迭，暗自后悔，为何要用微信呢？为什么不能用现金呢？

事已至此，杨勇心想，现在只有张伟的笔录和自己与张伟的转账记录，然而这并不能代表什么，所以杨勇矢口否认。

尽管杨勇矢口否认，但是警方依然认定杨勇构成了PC，所以对其拘留10日。

在被拘留期间，杨勇度日如年。

出来后，杨勇也被单位开除了，杨勇为了自身的利益，决定起诉公安机关。

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所以，杨勇一纸诉状，将公安机关起诉到法院，要求法院判决公安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违法，撤销行政处罚。

1、一审法院的过程：

在一审的时候，杨勇提出了如下的理由：

第一，公安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只有张伟的口供以及自己与张伟的转账记录，可这并不能代表什么呀。

张伟因为介绍容留他人MY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他为了减轻刑事处罚，所以乱咬人。

第二，就算自己的确是违法了，可已经过了四个月，那为什么还要处罚呢？

第三，自己被诱供了。当时办案民警说，只要承认，已经过了4个月，自己不会被狠狠的处罚，大不了就罚个款，不会被拘留。

由于是行政官司，公安机关作为被告，需要承担举证责任的义务。

行政诉讼法第34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所以，公安机关在一审的时候提出了如下的理由：

第一，公安机关提供了张伟的证言，张伟作为介绍人，指认了杨勇。

第二，公安机关提供了杨勇与张伟的转账记录是150元，而在随后的抓捕过程中，其他违法交易的人转的账也是150元，所以这个价格就是交易价格。

第三，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6条规定：MY、PC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

所以，公安机关对杨勇处以10日的行政拘留处罚，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

但是仅仅靠这些证据无法认定杨勇有违法交易的事实，在庭审后，公安机关又补充了证据。

公安机关补充的证据是，当时只有杨勇转了150元给张伟，张伟随后转了90元给胡小丽，而60元作为介绍费，这足以证明他们之间有违法交易。

一审法院正是以此为由，认定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正确。

2、杨勇不服，提起上诉，在二审法院中，杨勇提出了以下意见：

第一，杨勇认为，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了，在开庭之后竟然又允许公安机关补充证据且未经过自己的申辩。

第二，既然是程序违法，那么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是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所以请求二审法应改判。

3、二审法院是这样判决的：

行政诉讼法第74条规定：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

二审法院认为，公安机关程序轻微违法，但不能改变杨勇违法的事实。所以，驳回了杨勇的所有诉讼请求。（文中姓名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