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指出,“吞并”克里米亚和俄罗斯随后在乌克兰东部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莫斯科要求“短暂、胜利的战争”驱动的。2013年底,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停滞,面临的是一个长期衰退的前景。这威胁到了普京系统的稳定性,迫使克里姆林宫寻求其他合法性的来源,如流行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主义。 亚努科维奇的下台创造了一个绝好的机会,转移了公众对国内恶化局势的注意力。 不过这样的论调是难以服众的。鉴于其他可能性解释的存在,很难证明独断统治和以敌对方式处理国际关系有直接关联。俄罗斯过去10年的强硬外交政策也可以轻易地解释为它对所感受到的外部威胁的反应,这种反应或许不明智,却是合乎逻辑的。这些威胁包括:失去乌克兰这个战略缓冲地区和势力范围、西方通过欧盟和北约东扩“蚕食”后苏联邻近区域,以及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20世纪90年代,被许多西方国家视为俄罗斯民主化身的叶利钦总统对北约东扩、导弹防御及西方对科索沃进行军事干预的反应同样敏感。当时这种对立并没有转化为武装冲突,主要不是因为俄罗斯接受了现实,而是由于无能为力。 相反,普京在其第一个总统任期时,加强在政治上的掌控,明显改善了与欧洲和美国的关系。当时他坚信能够将俄罗斯国内政治形势与跟西方的合作区分开来。即便到了以美国为首入侵伊拉克的准备阶段时,俄美关系发生微妙变化,普京的反应比美国盟国的领导人时任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和时任德国总理格哈特·施罗德更为克制。对于美国单方面退出美俄1972年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波罗的海加盟国即将加入北约等事件普京也应对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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