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俄罗斯政策全景是以个人和他们的人际网络为中心，而非以正规机构为中心。这首先体现在总统普京身上。自斯大林去世后60年间，俄罗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与权力政策靠得那么近，以至于竟然产生了自己的一套“主义”。“普京主义”是政权集中、经济寻租、社会唯物主义、保守道德和自信的国际姿态的组合。因此，那些时不时将普京与夏尔·戴高乐相提并论的论断，倒是弱化了普京作为俄罗斯政治代名词的程度。就算戴高乐凌驾于同辈之上，他仍然得受制于强有力的民主和制度。 普京的个人烙印在做决定的方式上最为明显。在沙俄和苏联时代存在强势的保密文化，戈尔巴乔夫时期和叶利钦时期则相对开放。然而过去的15年里，保密文化一直被系统化地加强。参与决策的人员极少，而他们审议的内容几乎是密不透风的。普京的操作原则是“越少越好”——更有凝聚力、更安全且更有效。这从普京对2014年乌克兰冲突做出反应的过程就可见一斑。没有广泛、公开的协商过程，无论是乌克兰、西方国家，还是莫斯科方面任何人都难以揣测普京对维克多·亚努科维奇下台会有怎样的反应。这意味着当他真正做出行动决定——着手“吞并”克里米亚，并启动东部乌克兰分裂行动——俄罗斯的“敌人”会不知所措。他们几乎彻底惊呆了，这使俄罗斯处于外交以及军事上的主动地位。 从这个决策的封闭性风格可见，普京对个别政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毋庸置疑，这在他所确定的具有最高优先级的事项上显露无遗：乌克兰问题、欧亚一体化、俄罗斯的能源关系及叙利亚冲突等国际危机的处理。在俄罗斯这一边，是普京在决定俄罗斯与美国、欧洲和中国的重要关系的前景。2000年科索沃战争后与欧洲的政治和解、“9·11”事件之后有利于美国的“战略选择”和与中国关系的稳步扩大，这些都极大地归功于普京的直接参与。同样，2004—2008年间与美国交恶及与欧洲关系的退化皆因普京痛恨西方参与进格鲁吉亚，尤其是乌克兰的“颜色革命”，以及厌恶美国的“单极化”而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