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是如何影响城市规划的？ 中国各级政府在政府文件、产业规划种对第三产业(服务业)比重的执念，深受欧美北大西洋 1970-1980年代去工业化和产业重组历史的影响。当中国1990年代开始市场经济改革的时候，恰恰是英美新自由主义（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走向巅峰的时期，一直到2008-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在美国，去工业化威胁到了曾经繁荣的工人阶级社区的长期生存能力，将被植根于不平等并通过扩大不平等而实现增长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所取代。在英国也存在相似的历史错位感，突出表现在撒切尔政府的两极分化的强硬态度，与战后关于社团主义劳资关系、福利-国家主义干预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共识的决裂。对充分就业、区域政策和公共部门投资的承诺也随之消失，这些承诺在1960年代的社会民主现代化项目中达到了顶峰。在1970年代动荡的十年之后，取而代之的是新自由主义的货币主义学说，以及企业家精神、金融和市场的优先地位。 1960年代“现代化”时期的辩论术语现在已经被推翻。这不仅仅是在最明显的意义上，福利国家和公共部门被削减和私有化取而代之。对国家开支和公共干预的抨击，部分是通过对经济中“生产性”和“非生产性”部分的重新划分而实现的。在60年代，生产性部门主要是制造业，而服务业则位居第二位……十年后，这种区别的含义已经完全不同；市场（私人）部门是生产性的，而公共部门是寄生的死物。现代化时期与货币主义时期的不同，不仅是因为更广泛的经济形势发生了剧变，或者“积累的要求”不同；两者在对这些要求的主流政治解释方面也形成了巨大的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