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中华文明如此厉害，为啥还要引进马列主义？因为明末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导致中华文明权责体系被破坏，权利与义务严重失衡，权力与责任严重脱离。而满清又再接再厉搞特权暴力统治，最终把我们带进了近代深渊。 这篇原本是上篇“为啥只有中华文明可以多次崛起”被删掉的部分，扔了又觉得可惜，所以就干脆再将其扩写一下，仅供大伙参考，适用场景为朋友聚会吹牛逼，但愿能发出来！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多次崛起，是因为它完成了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构建，形成了一套权责明晰的伦理体系，就是大伙常说的“纲常”体系，“常”是“仁、义、礼、智、信”。 “纲”是“君为臣纲，君不正，臣投他国。国为民纲，国不正，民起攻之。父为子纲，父不慈，子奔他乡。子为父望，子不正，大义灭亲。夫为妻纲，夫不正，妻可改嫁。妻为夫助，妻不贤，夫则休之。” 中华文明就像一款精心设计的操作系统，权责一体是其源代码。在这套系统中，大伙既可以享受系统所赋予的权利，同时也要承担维护系统的责任。 君王可以拥有至高权利，但必须承担统一华夏，实现国家繁荣昌盛的义务。臣子享有君王赋予的权力，就必须承担为君王鞠躬尽瘁的责任。百姓享受安居乐业，就必须承担税赋徭役，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义务。 相比较而言，西方文明重视权利与个体，对责任与义务极其漠视。比如，美西方现在自由主义泛滥成灾，黑命贵、大麻合法化、LGBTQ等都是权力与个体的极致体现。中华文明则重视集体责任与义务，把国家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 正因为完成了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构建，每当中华文明进入衰落期，就会不断有人站出来承担义务，为中华文明复兴前赴后继，共赴国难，拯救天下苍生。 但美西方完全是另一套逻辑，因为财富大多掌握在资本家手里，国破家亡损失最大的并非底层民众，而是贵族精英。比如2023年夏威夷大火专烧穷人区，仅一路之隔，就精准避开了富人区豪宅。 试问穷人区着火时，富人会去救火吗？不仅不会去，他们反而会一边喝着冰美式，一边观赏万家烟火。如果富人区着火，穷人如果不去零元购，那都是耶姓男子附体。 那问题来了，中华文明为啥会在明末出现权责分离现象？答案是资本主义在江南地区萌芽，催生出了江南士绅集团，也就是资本集团。但这玩意跟注重集体利益的中华文明天生就不匹配，进而触发了其免疫系统，导致出现各种强烈的不良反应。 江南士绅集团的利益代言人就是东林党，他们日常以礼法为矛，以舆论为盾，以“礼制正确”绑架皇权，跟今天的美国“政治正确”如出一辙。这伙人擅长“又当又立”，高举儒家道统大旗，实际却将道德义务与利益索取严重割裂。 他们一边以“清议”把持舆论审判权，一边通过科举门生网络攫取盐税、矿税和门摊税等特权。将体系腐败包装成个体道德问题，从而在批判他者道德中，完成对自身食利行为的合法性建构。 东林党所谓“藏富于民”，其实是“藏富于绅”。他们以“与民争利”道德话语体系反对各种税务征收，迫使明朝依赖单一农业税，最终将明末财政逼入绝境。 当时，占经济总量50%的江南地区，账面税仅占比全国20%-25%，实际仅承担5%，而贫瘠的西北地区不仅承担了18%的税额，还需额外承担九边军费分摊。 士绅享受权力而不尽责任，百姓无权利却要尽义务，权责极其不对等。而顾炎武恰恰就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试问“匹夫”会咋想？ 而这种权利与义务的失衡不仅没在满清时期得到修复，反而被推向了极端。满清统治者将“征服者特权”制度化为国家机器，通过八旗制度、旗民分治和法律特权等构建了一个系统性的压迫结构。 八旗子弟自呱呱坠地，便享有“铁杆庄稼”待遇，不纳税、不干活，却可以终身领取钱粮。导致占人口不到2%的旗人消耗了30%-52%的国库收入，而底层民众却要承担日益加重的赋税徭役。 吴宾《论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及其影响因素》中，古代人均粮食产量：秦汉为985斤，隋唐为988斤，宋朝为1457斤，明代为1192斤，满清道光年间仅为600多斤，人均粮食大幅下降，民生凋敝。 这种制度化特权体系彻底扭曲了中华文明权利与义务对等的伦理基础，创造了一个只尽义务而无权利的被压迫阶级。而马列主义关于民主权利的表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也就是“人民当家做主”，恰好弥补了中华文明的责任伦理体系中的权利缺位。 这一补充完成了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让责任伦理获得了相应的权利维度。我们为啥对马列主义感到无比亲切，且能迅速将其中国化。就是因为它是现代版新儒家，其内涵依旧是“仁、义、礼、智、信”，但这玩意依然属于出口转内销范畴。 恰恰因为完成了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构建，每遇危机，中华文明都能凤凰涅槃，多难兴邦。而这次与马列主义的结合，可以说是五千年来最成功的一次跨界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