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胡适从杭州回到家中，向妻子提出离婚。妻子江冬秀转身从厨房里握着菜刀冲出，对胡适晃着刀，破口骂道：别这么麻烦……我杀了儿子，再杀自己，你去过你的好日子吧！ 胡适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个“错位”的模板。 他是留美归来的博士，北大最年轻的教授，身边围绕的都是当时最顶尖的知识分子和新潮学生。而江冬秀呢？安徽乡下一个旧式家庭的女子，没怎么读过书，裹着小脚，唯一的技能就是操持家务、打理人情。这桩婚事，是胡适的母亲包办的，理由很简单，俩人“八字”合。 胡适反抗过，但拗不过母亲。1917年，他还是认命回乡，娶了这个素未谋面的女人。婚后的生活，可想而知有多拧巴。胡适在客厅里跟朋友们大谈易卜生、杜威，江冬秀在厨房里忙着炖鸡汤；胡适在书房里写文章，倡导白话文，江冬秀在院子里打麻将，嗓门大得整条胡同都听得见。 胡适的朋友们，比如徐志摩，都替他惋惜，觉得江冬秀配不上他。胡适自己心里也苦，他渴望的是灵魂伴侣，是能跟他诗词唱和、谈天说地的红颜知己。而江冬秀给他的，只有滚烫的饭菜和一地鸡毛的现实。 这种错位，终于在1923年达到了爆点。 那年夏天，胡适在杭州养病，陪在他身边的是他的伴娘，也是他三嫂的妹妹曹诚英。曹诚英是新女性，杭州女子师范的学生，有才情，懂浪漫，她能读懂胡适的诗，也理解他内心的苦闷。在西子湖畔的三个月，胡适感觉自己活过来了，他后来在日记里写道：“这真是我一生中最快活的日子。” 快活的后果是，曹诚英怀孕了。这下，胡适觉得自己必须要做个了断。他要冲破这牢笼，去追求真正的爱情和自由。于是，他下定决心，回到北京，跟江冬秀摊牌。 他大概想过一百种说辞，可能会引经据典，可能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告诉江冬秀包办婚姻是多么不人道，他们之间没有爱情，分开对两个人都好。 但他万万没想到，江冬秀根本不跟他讲道理。 当“离婚”两个字从胡适嘴里说出来时，江冬秀先是愣住了，随即冲进厨房，等她再出来时，手里多了一把明晃晃的菜刀。她一手拉过一个儿子，把刀架在空中，对着胡适嘶吼出了那句载入史册的话。 那一刻，胡适所有的理论、所有的风度、所有的“新思想”都崩塌了。他看到的是一个被逼到绝境的女人的原始力量。他怕了。他怕的不是那把刀，而是江冬秀那种豁出去一切的决绝。一个连自己和亲生儿子性命都不要的女人，你还能跟她谈什么？ 在那个年代，一个被丈夫休掉的旧式女人，还有活路吗？离婚，对胡适来说是追求新生活，是对爱情的解放；对江冬秀来说，是天塌了，是把她连根拔起扔到荒野里。她手里那把刀，不是砍向胡适，而是砍向那个要把她逼上绝路的命运。 这是一种近乎悲壮的自卫。 这场“菜刀革命”后，胡适再也没提过离婚。曹诚英独自打掉了孩子，一生未嫁，成了这场风波里最大的牺牲品。 江冬秀的厉害之处，绝不仅仅是“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升级版。她用一把菜刀保卫了婚姻的“壳”，但她能让这段婚姻有血有肉地走下去，靠的是她自己的一套生存智慧。 她知道自己在学问上帮不了胡适，索性就不去附庸风雅。但她把胡适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让他能安心做学问。胡适爱交朋友，家里高朋满座，江冬秀就练就了一手好厨艺和高超的牌技。她的麻将局，成了当时北京文化圈一个重要的社交场所，梁启超、陈寅恪的太太都是她的牌友。她用这种方式，融入了胡适的圈子，她不是作为“胡适的太太”存在的，而是“胡太太”江冬秀。 更绝的是在抗战时期，局势动荡，大家都在逃难。江冬秀一个妇道人家，带着孩子，硬是辗转千里，把胡适那几十箱、近两万册珍贵的书籍和手稿，一本不落地从北京带到了上海，再带到内地。在那个连人都自身难保的年代，她保护的是一个学者的命根子。这件事，让胡适终生感激。他心里明白，曹诚英能给他爱情，但只有江冬秀，能给他一个安稳的“家”。 晚年时，胡适对朋友说，江冬秀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伴侣。这话，我相信是真心的。从最初的厌弃，到中间的敬畏，再到晚年的依赖，胡适对江冬秀的感情，是一部复杂的演变史。 而江冬秀，这个没文化的“小脚女人”，却用一生的执拗和强悍，活出了自己的尊严。她没读过什么新思想的书，但她用最原始、最有效的方式，捍卫了自己的家庭和地位。她的一生，或许算不上幸福，但绝对称得上“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