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刘半农，生下女儿后，对妻子说：对外就说是男孩 别人家添丁，恨不得敲锣打鼓昭告天下，他倒好，悄悄跟老婆朱惠商量：“对外就说是男孩。”朱惠听了，先是一愣，随即明白了丈夫的苦心，点了点头，竟真的就这么办了。要知道，这可是大名鼎鼎的北大教授刘半农，那个在新文化运动浪潮里，亲手为汉字创造了“她”和“它”的先锋人物。一个思想如此前卫的学者，在自己家里却导演了这么一出“性别乌龙”，这背后，藏着多少无奈和辛酸？ 聊刘半农，就不能不提他的家庭。他出生在江苏江阴一个书香门第，父亲刘宝珊是个老派的秀才，满脑子都是“忠孝传家，诗书继世”的规矩。在这样的家庭里，刘半农从小就展现出过人的才华，六岁能诗，是远近闻名的神童。可父亲的爱，是带着沉甸甸的期望和规矩的。 刘半农的婚事，就充满了这种旧式家庭的拉扯。他和妻子朱惠的缘分，可以说是阴差阳错。起初，刘半农的母亲相中了比他大三岁的朱惠，可他父亲刘宝珊一听，头摇得像拨浪鼓，理由是“八字不合，女大三，不吉利”。朱家无奈，想把小女儿许配过来，谁知天意弄人，小女儿竟突然病逝。这下，朱家母亲铁了心，又回头提起了大女儿朱惠的亲事。刘宝珊本还犹豫，是刘半农的母亲心善，觉得不能在人家伤口上撒盐，这才拍板定了下来。 婚前，刘半农偶然见过朱惠一面，姑娘在院里洗衣服，看到他，脸一红就跑回了屋。他心里却惦记上了另一件事，回去就跟母亲念叨：“朱惠还缠着小脚呢，都什么年代了，能不能让她放了？”这话传到朱惠耳朵里，姑娘心里一热，觉得这个未来的丈夫，和别人不一样。 然而，生活从不是一帆风顺的。婚后几年，朱惠两次流产，都没能保住孩子。这下，刘宝善的老观念又上来了，整日里唉声叹气，话里话外都说朱惠“身子骨不中用”，甚至张罗着要给儿子纳妾。刘半农哪里肯依，为了躲避家里的压力，他干脆带着朱惠搬到了思想更开放的上海。 1916年，女儿刘小蕙终于在上海呱呱坠地。刘半农初为人父，抱着小小的女儿，心里乐开了花。可高兴劲儿还没过，他就对虚弱的妻子说出了那句开篇的话。朱惠明白，丈夫不是重男轻女，他是怕了。怕远在老家的父亲再拿没有子嗣说事，怕纳妾的阴影再次笼罩这个小家。 这一个“谎言”，是他在封建大家长的威严下，能想出的保护妻女的唯一办法。 于是，刘小蕙的童年，是在男孩子的衣服和称呼里度过的。衣服是蓝布对襟小褂，鞋子做得厚实，为的是显得“稳重”。亲友来访，朱惠从不敢抱孩子出门，只说“娃儿顽皮”。这个秘密，像一层薄薄的窗户纸，一捅就破，却被这对夫妻小心翼翼地守护了整整九年。 这事儿想想就觉得拧巴。一个在外面大声疾呼个性解放、女性独立的知识分子，回到家却要用最传统的方式来解决家庭矛盾。但你细品，这恰恰是那个时代转型期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 他们的思想已经飞向了未来，一只脚却还深深地陷在传统的泥沼里。 最有意思的对比是，就在刘半农小心翼翼隐藏女儿性别的同时，他却在为全中国的女性做一个巨大的贡献。当时的白话文里，第三人称只有一个“他”字，男女不分。刘半农觉得这不行，“女性在书面语中，是消失的。”1920年，在前往伦敦留学的轮船上，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头发，教我如何不想她？” 这首诗一经发表，“她”字第一次正式进入公众视野。这不仅仅是创造了一个新字，更是在语言的层面上，赋予了女性独立的身份和地位。 很多守旧派骂他“胡闹”“破坏规矩”，他根本不理会，在自己的译作和文章里坚持使用“她”。他顶着全社会的压力去推动一个字的革命，却在家庭内部选择了一种妥协和退让。这种矛盾，让人唏嘘，也让人理解。 1925年，刘半农学成归国。在一次家宴上，他终于向家人和盘托出真相：“我来介绍，这是我的女儿，小蕙。”据说，父亲刘宝珊当时只是放下了筷子，淡淡地说了一句“我老了，听不清”，便起身离席。这个持续了九年的“谎言”，就以这样一种平静到近乎冷漠的方式落幕了。那天之后，刘小蕙才第一次穿上了裙子。 刘半农的一生很短，1934年，年仅44岁的他因病去世。但他留下的，远不止几首诗和几本书。他留下的，是一个时代真实的缩影，一个知识分子在理想与现实夹缝中的真实选择。进步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往往充满了妥协、矛盾，甚至是一些今天看来难以理解的“迂回”。 这或许，才是历史最真实、也最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