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侯宝林将三位妻子叫到堂屋，四人坐下来商量留谁做“侯太太”，大太太和二太太久不作声，三太太王雅兰只是看了侯宝林一眼，侯宝林便决定将她留在身边。 1950年冬天，北京的风透着骨头冷，王雅兰坐在炕沿，手里摸着烟盒，指尖蹭着那层薄薄的烟纸，窗外的雪像从天上撒下的灰棉絮，落在屋檐上一层一层，炕桌上的钟滴答作响，时间一分一秒往前走，屋子里却像被冻住了一样安静，那年，国家刚推行新婚姻法，意味着一个男人只能有一个合法妻子，对侯宝林来说，不仅是法律的改变，更是生活的转折。 她没有说话，只是望着那个坐在炕边的男人，眼神里没有埋怨，也没有哭诉，倒像是在看一场早就知道结局的戏，侯宝林点了一支烟，屋里慢慢弥漫起烟味，那一刻，他做出了选择，不是因为谁更年轻，也不是因为谁更贤惠，而是因为她一直都在。 王雅兰的命运从来不算顺，1922年冬天，她出生在河北武清的一个穷苦家庭，不到四个月，她就被母亲抱去天津城，留在别人家门口后转身离开，再没回来过，父亲寻到天津，打听到母亲已被转手卖掉，一家人就此散落。 一个唱戏的夫妇花了五块大洋，把还在襁褓里的她带回家，戏班成了她的家，戏台成了她的课堂，八个月大，她就被抱上台演出，一点不哭不闹；三岁开始扮小旦角，台下的掌声经常盖过了锣鼓声，她的世界，从小就是锣鼓点、灯光和戏服的味道。 十三岁拜师学艺，十七岁挑大梁，那时的天津戏园子里，她的名字已经写在最显眼的戏单上，她唱青衣，嗓子亮堂，扮相好看，观众常常为了她一角票争得头破血流，《玉堂春》《虹霓关》《四郎探母》，每一出都唱得有板有眼。 1940年，在天津燕乐戏园后台，她第一次见到侯宝林，那时他刚讲完相声，穿着灰大褂，额头还挂着汗，她从台侧走过，眼角扫到他，心里一动，他在台上模仿老生，一腔京剧唱得惟妙惟肖，她没说话，也没停步，却在心里记住了他。 几年后，两人再次碰面，像一出戏落幕后的返场，1946年，他们在北平成婚，那时她月入两千现洋，是当红青衣，他却只能靠说相声赚点小钱糊口，婚礼简单，但她把嫁衣收好，锁进箱底，她不是嫁给一个风光的前程，而是认准了那份扎实的本事。 婚后日子不轻松，侯家七口人，老母、舅舅、前妻的孩子全靠她张罗，她把戏衣收好，换上围裙，在胡同口打水浆洗衣，手指冻得通红也不吭声，每场演出赚的八块钱，她都分门别类记得清清楚楚，米、油、柴、炭，每一分钱都要掰着花，她不觉得委屈，也不觉得亏，她知道，这个家要有人撑。 最难熬的是那年腊月，小女儿侯咪咪得了肾炎，高烧不退，她抱着孩子在协和医院守了三天两夜，还是没能留下，她把陪嫁的翡翠耳坠当了，换了一口薄薄的棺材，下葬那天，雪大得睁不开眼，她站在雪地里，点上一支烟，吸了一口，烟灰落在脚边，像埋在心口的痛。 从那以后，烟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中华烟是她的常备，每天四五包，吃饭也不放下，她不是为上瘾，是为解心口那口闷气，别人劝她戒，她也试过，但终究放不下，她说过一句话：“饭可以不吃，烟不能停，”这不是一句气话，是她压在心头的真实。 她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人物，但她把自己活成了幕后最稳的支柱，侯宝林在台上说《夜行记》《戏剧与方言》，她在家里查资料、缝戏服、熬夜改词，他琢磨新段子，她就陪着不睡觉，一边抽烟一边翻书，她知道他想要什么，也知道他走的这条路有多难。 徒弟来家里吃饭，她记得每个人的口味，谁喜欢吃酱肘子，谁喜欢喝小米粥，她都记得一清二楚，师胜杰来串门，她就蒸一屉菜团子当夜宵，郭启儒来商量段子，她一边炒花生一边泡茶，她不是客套，是把这一群人当家人。 对继子侯耀中、侯耀茹，她没有半点偏心，谁闯祸，她护着；谁出门，她送行，侯耀华结婚，她给耀中那床被子多絮了半斤棉花，她不是嘴上说“你们都是我孩子”，而是用手一针一线缝出来的。 她和侯宝林的感情，没有太多轰轰烈烈，但却细水长流，他上台前，她递醒木；他下台后，她端热茶，她把自己藏在幕后，却从不缺席，她知道，这个家、这个舞台，总得有人在背后稳着。 1991年，她在北京安静地离世，床头还放着半包中华烟，像是她最后的陪伴，没有热闹的送别，也没有隆重的仪式，她走得轻巧，就像她一生那样，默默撑着，却不张扬。 她一生没再登台，却用一双手撑起了一个相声大师的后半生，侯宝林在人民大会堂演出时，台下的掌声如潮，可只有他知道，那掌声背后，有一个人，在厨房里熬粥，在房间里缝衣，在夜深时抽烟改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