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陆小曼在昏睡中，拔掉了自己的氧气管，她微微睁开双眼，对赵清阁笑着说：

1965年，陆小曼在昏睡中，拔掉了自己的氧气管，她微微睁开双眼，对赵清阁笑着说：“我看见志摩了，”赵清阁俯下身子，询问她：“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陆小曼出生在一个风光的年代，也生在一个风光的家庭，父亲陆定是清朝进士，后来在北洋政府当上了财政部的高官，母亲吴曼华出自名门，家教严格，审美挑剔，这种家庭里长大的女孩，从小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七岁开始读书，念的是北京女子师范附小，九岁进了北京女中，十四岁就把基础课程学完了，接着进了法国圣心学堂，英语和法语都能说得流利，还学得一手好钢琴，画画也漂亮得不像话。   她的青春，是在琴声、法语和墨香里展开的，十八岁那年，已经能在外交场合当口译员，给北洋政府的高官传话，翻译文件，举止从容不失优雅，那时的陆小曼，是北平上流社会的风景线，走到哪儿都是焦点，连胡适都说她是“北平不得不看的风景”，社交场合里，她总是谈吐得体，衣着考究，才华与美貌并存，追求者自然排成长队。   十九岁那年，家里为她安排了婚姻，对方叫王赓，留学美国的高材生，西点军校毕业，是个前途无量的军人，他们在北京海军俱乐部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宾客云集，风光无限，起初的婚姻生活并不算糟糕，王赓工作繁忙，陆小曼则继续画画、写字、出入沙龙，生活看似体面，实则孤独，王赓的重心始终在公务上，家里冷清得像办事处，陆小曼日复一日地独自度日，浪漫被现实消磨得所剩无几。   命运的转向，是从王赓调任哈尔滨开始，临行前，王赓托付好友徐志摩照顾她，这本是出于信任的安排，却无意中打开了另一扇门，徐志摩当时已经离婚，追求林徽因未果，心中空落，两人志趣相投，都爱诗画，都讲究品位，频繁接触后，感情迅速升温，那不是一时冲动，而是长久压抑后的释放，徐志摩像是她生命中久违的共鸣，让她相信爱情还有可能。   为了这段感情，陆小曼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离婚在当时尚属禁忌，而她不仅毅然决然地与王赓分开，还承担了大笔经济赔偿，1926年，她和徐志摩在北海公园举办婚礼，场面虽简单，却轰动一时，婚礼上，证婚人梁启超公开表达反对，语气严厉，甚至预言这段婚姻不会有好结果，那一刻的警告，如今看来确实是一种命运的预告。   婚后的生活远不如想象中浪漫，陆小曼依旧维持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三层洋楼、司机佣人、名贵衣物，她一项都舍不得放弃，徐志摩为了维持家庭开支，在五所大学兼课，收入虽高，却难以支撑这样的开销，更糟的是，陆小曼因身体虚弱、神经衰弱，在医生翁瑞午的建议下开始吸鸦片止痛，一旦沾染上烟瘾，生活就更难自控，徐志摩几次劝阻无果，婚姻中的裂痕慢慢扩大。   1931年11月，徐志摩为节省旅费，搭乘邮政飞机前往北平参加林徽因的讲座，不料飞机在济南上空失事，年仅三十四岁的他瞬间离世，噩耗传来时，陆小曼几乎崩溃，悲痛、悔恨、自责，全数涌上心头，人们在徐志摩的随身物品中发现了一张典当凭证，是陆小曼典当他怀表所留下的，这张纸成了她挥霍与依赖的象征，也成了众人责备她的证据。   徐家的态度冷酷至极，不仅拒绝她参加葬礼，还公开指责她是“间接害死志摩的人”，外界的舆论也异常残忍，所有的风言风语都指向她一个人，在这样的重压下，她选择了沉默，她停下社交，断绝外界联系，把所有精力投向画纸之上，她开始整理徐志摩的遗稿，编纂成集；她重新拿起画笔，一笔一墨地画山水、描花鸟，仿佛在用艺术为自己赎罪。   从名媛变成画师，是一个漫长又辛酸的过程，1950年代，她进入上海中国画院任职，每月工资不过八十元，为了维持生活，她将画作寄售于朵云轩，靠出售作品换取微薄收入，早年的华服珠宝早已不见踪影，她穿着补丁棉衣，住进无暖气的老公寓，日子虽清苦，却也朴实，她开始习惯早起磨墨，咳嗽加剧时便扶着桌角画画，从不抱怨。   在生活最困顿的日子里，她仍保留着底线，抗战期间，有日本商人高价邀她拍广告，她故意穿着破衣服前往，以此婉拒，她的画作越来越成熟，风格沉静内敛，晚年，她仍坚持创作，哪怕身体已不堪重负，她的生活一再压缩，但她从未放弃手中的画笔，画，是她的自尊，也是她最后的依靠。   1965年春天，她病情恶化，住进华东医院，肺气肿和哮喘让她呼吸维艰，牙齿脱落，身形枯槁，去世前不久，她将一些朋友寄存的字画托付给堂侄女保管，这一决定让不少文物得以保存，临终时，家属找不到一件像样的衣服，只得由好友赵清阁出钱为她添置绸衣，她的遗愿是与徐志摩合葬，但被徐家的长子拒绝，她的骨灰因无人认领，被搁置在殡仪馆长达二十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