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呈祥拒绝参加新疆和平起义，在出国途中又接到了张治中的挽留电报，马呈祥看完叹了口气，他深知自己在河西打过共产党，自认为积怨太深，所以始终不愿相信我党是发自内心挽留他。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马呈祥出生在甘肃临夏，那个地方山路崎岖，民族杂居，而他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是个普通人，他是马步芳的外甥，早年在西宁上学，后来进入青海的军官教导团，从此走上了军旅道路，战争年代，亲戚关系就是捷径，马步芳手握重兵，把骑兵部队一点点扩充，把信得过的人安插到关键位置，马呈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步步爬升，从排长到团长，再到后来统领马家军嫡系的骑五军。 这支军队可不简单，战马千匹，士兵多是青海本地人，机动性强、作战迅猛，在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整编部队，骑五军变成了整编骑一师，马呈祥依旧是主帅，1945年，这支部队被调往新疆驻防，穿越戈壁、翻山越岭，最终扎营在迪化，这一驻，就是数年。 然而，真正把马呈祥推上风口浪尖的，并不是驻防新疆的命令，而是二十世纪中国大局的骤变，1949年，随着解放军的步伐越过玉门，西北局势急转直下，兰州一役，马步芳主力崩溃，西宁失守，整个西北的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此时的新疆，不再是后方，而是最后的堡垒。 陶峙岳身为新疆警备总司令，深知局势早已不可逆，他开始谋求和平转变，希望用一场不流血的方式，为十万官兵和无数百姓换来一条生路，他想要的不只是一次政权更替，而是避免新疆成为战火焦土，然而，马呈祥的态度却异常坚决，他的眼里看不到谈判的可能，因为他心中早已结下一道难解的死结。 1936年到1937年，马呈祥在河西走廊参与了镇压红军西路军的战斗，那一段时间，他带兵冲锋陷阵，亲手下令处决了多名红军将领，鲜血和仇恨像钉子一样，把他钉在了历史的某个角落，他自己也明白，这种事情，不是换个旗号就能抹干净的，正因如此，他对陶峙岳提出的和平方案充满怀疑，甚至不屑，他不相信共产党会放过自己，也不愿接受“投降”的标签。 兰州失守后，陶峙岳加快了和平谈判的节奏，他试图劝说马呈祥、叶成、罗恕人三人放下兵权，以换取安全出境的机会，这场谈判没有喧嚣，只有反复的拉锯和无声的惊心动魄，三人中，马呈祥最为谨慎，他不轻易表态，也不轻率反对，但他心里明白，形势已经不容他再拖，军饷断了，补给紧张，后路尽失，再坚持下去，不是浴血奋战，而是困兽犹斗。 最终他做出了决定，不是起义，也不是抵抗，而是悄然撤离，他将部队交由韩有文管理，自己带着家属和随从，换了黄金、装上骆驼，准备南下出境，那是一支沉默的队伍，没有呐喊，没有军号，只有车轮碾过沙地的声音，走出迪化城那一刻，马呈祥没有回头，只是深深叹了口气。 途中，他接到了张治中从北平发来的电报，那是一封挽留信，言辞恳切，表达了共产党对起义人员的宽容态度，马呈祥看完后，没有回信，也没有停步，他把电报收起，继续出发，他不是不明白电报的含义，而是知道，自己早已不在那个能回头的位置，他在河西的所作所为，早已把桥烧断，他不愿去赌，更不想在不确定的局势中，再次陷入被动。 马呈祥带着队伍穿越南疆，经过戈壁和山口，一路辗转来到巴基斯坦，又到了印度加尔各答，后来又漂泊到埃及，最终在台湾定居，他没有再掌握军权，只在回教协会任职，偶尔参与些事务，几十年过去，他很少提及新疆，也不再谈论过去的战争，对于那个曾经握有重兵、策马西域的将领来说，这样的生活或许寂寞，但却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 与他不同的是，陶峙岳留在了新疆，成为和平起义的核心人物，他带领原国民党部队整编为人民解放军，参与新疆建设，之后又担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带兵屯垦戍边，把沙漠变成绿洲，多年后，陶峙岳被授予上将军衔，九十岁时正式入党，成为共和国历史中极具代表性的一员，而马呈祥，却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悄然老去，最终病逝异乡，未能再踏上故土。 这两条截然不同的命运线，在1949年的新疆交汇，又迅速分离，一个选择留下，顺应时代，另一个选择离开，远走他乡，他们曾在同一张地图上争执方向，也曾在同一座城中沉默对视，但最终，历史记住了那个在风雪中决定不再战争的人，也记住了那个因过往而无法回头的将军。 马呈祥的选择，不是简单的对错，他有他的理由，有他的顾忌，也有他的执念，他不愿相信自己的过去可以被原谅，也不愿让部下再被历史的车轮碾压，他宁愿失去一切，也不愿冒险一搏。 信息来源：昆仑网《学史"筑基"小故事：陶峙岳、包尔汉与新疆和平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