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彦波的为官之道：8次晕倒在工地，当市长就要当最好的市长 “2010年3月的一个凌晨四点，北城墙下灯光晃得人发花——’天亮前把这段支撑好，行不？’耿彦波压低声音问工程师。”那一刻，他双眼红得吓人，好似全城的砖瓦都压在他肩头。没人敢回“行”或“不行”，工人们只把安全帽扣得更紧，然后埋头干活。 耿彦波的仕途并非起步于繁华都市，而是始于晋中灵石的乡间。他自嘲“半个读书人”，喜欢背《论语》，却偏偏迷上了土方工程。初次露面时，他看着像学者；可只要走到工地，袖子一挽，嗓门拔高，十里外都听得到。早年间修王家大院，县里预算拮据，他敲着桌子说：“破院子修不好，县里就没活路。”旁人摇头，他硬是把那座烂院子修成了年收入过千万的景区。那一次，他第一次感受到“文化能挣饭吃”。 2008年调至大同，他发现的第一个问题不是财政赤字，而是空气里的刺鼻硫味。大同当时仍靠煤吃饭，一阵风刮过，灰尘会在牙缝里留下痕迹。耿彦波说“这城没脸面”，随即拒绝沿用既有规划。他把绘图纸铺了一地，连夜改线，敲定了后来轰动全省的“一轴双城”框架：中轴线露古城肌理，外新城配产业与交通。一周之内，他步行走遍古城每条巷子，鞋底磨平一层胶。规划局的老人悄悄吐槽：“哪有市长睡在工棚里的？” 钱从哪来？彼时大同年财政刚过百亿，新方案要五百亿。质疑声四起，他却回了句“办多少事找多少钱”。这是典型耿式逻辑——先把目标定死，再倒逼资金、电力、土地一并跟上。为了融资，他数次往返北京、上海、深圳，把招商材料背得滚瓜烂熟，甚至能在电梯里30秒说完古城文化价值。一次夜归，随从发现他晕倒在车门旁，脸色灰白，救护车赶来时，他还念叨“云冈与华严寺的流线别搞错”。 耿彦波的铁腕，外界有听说。动迁期间，有村民堵工地大门。他下车，站在黄土上吼：“拆我不是为了你们的美日子？”有人怒回：“你凭啥？”他抬手指向雾霾天空：“凭这天！”场面僵持半小时，他没退半步。后来统计，三个月内拆除危旧房二十多万平方米，却无一件群访缠诉。手狠归狠，补偿款却一分不短；耿彦波守的规矩是“不能让人吃亏”。 严厉之下有细心。他检查路基，蹲在地上把手指插进砂浆里，问工头：“水泥比是1：2.5还是1：3？”工头答不上来，他把卷尺往对方手里一塞：“回去算好再来。”城建圈传说，他看一眼钢筋接头，就能判断绑扎有没有偷工减料。后来媒体总结为“市长的职业病”。职业病的代价是八次晕倒：一次在古城墙脚手架上，一次在迎泽公园湖边，四次在深夜例行巡查，最后两次直接进了ICU。他妻子说：“再这样干，你把命赔进去谁管城？”耿彦波只是摆摆手，“底线没到”。 2013年初春，他接到调令赴任太原。汽车驶出大同南环路，车窗外是刚刷新的城墙灯带。跟车人员回忆，那天下着细雪，耿彦波把头偏向窗外，眼眶发红却一句话没说。此前记者问他：“如果后任不认同你的规划呢？”耿彦波只留下一句：“轨道上了，车会自己跑。”听上去云淡风轻，可雪夜的泪说明他还是放心不下那座城楼。 到了太原，他把自己掷向另一个烂摊子——拥堵与内涝。那时太原人堵在迎泽大街上，往往一熄火就是半小时。耿彦波不爱听汇报，他要上现场测车流，一站四个小时，鞋底被雨水泡得起皱。两年后，外环路通车，鼓楼到晋祠缩短到四十分钟。旁人惊叹他雷霆之效，他只回了一句：“市民要的是结果。”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买账。有人骂他“耿拆拆”，说五年花掉五十年的钱；有人嫌他“个人英雄”，质问民主程序。对此他不辩解，只说“领导如果怕挨骂，那就什么都别干”。有人总结他“宁挨一年骂，不留百年怨”。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城市建设必须经过春夏秋冬：春天尘土飞扬，夏天泥泞难行，忍过去，秋天就能见绿，冬天才能见雪不脏。 耿式速度带来的另一重效应是干部作风被硬生生拉快。有年轻科长诉苦：“之前慢慢批，耿市长一个电话催三次，晚上还开会。”有人顶不住，申请调离；也有人被激活，变成“工作狂 2.0”。大同一位退休干部说：“他像挂钟，自己不停摆，也逼得大家跟着摆。” 值得一提的是，他并不沉迷政绩排名。古城修出雏形，外界等他宣布“文化振兴样板”，他却转头去盯排污管网，理由是“地下看不见，却能毁掉全部辛苦”。同事提醒“留点面子”，他摆手，“面子算什么？基础设施才是骨头。” 2019年，耿彦波到龄退休。告别仪式没有高调，他留下一摞图纸、一套项目进度表还有一句再平常不过的话：“项目按节点推进，别耽误。”短短十二字，被同僚钉在公告栏几个月没人敢摘。有人统计，他在任期间批示文件平均每年超过8500份，几乎日均二十多件。八次晕倒之外，腰椎、血压、心脏都有旧患；可只要提到“城建”，他声音就立刻拔高，像变了个人。 如今，大同古城夜幕灯光与云冈石窟的石壁相映成趣；太原交通拥堵指数降到多年来最低。本地司机提到那两座城时，经常补上一句：“如果当年没那股蛮劲，还不知道啥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