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一个寡母的4个儿子都在战场上牺牲了。她把一团棉花塞进最后一个儿子嘴里，然后用力搂住胸膛，紧紧的捂住嘴巴，直到把儿子捂死后，她才放松下来。她没有后悔，反而高兴地说：“再让我选择一次，我还会这样做！ 1944年腊月，密云县云蒙山深处，鸽子洞里挤着二十多个逃难的乡亲，寒风从石缝钻进来，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邓玉芬紧紧搂着发烧的小七，孩子烧得滚烫，哭声在洞里回荡，刺得人心慌。她咬紧牙，从破棉袄里扯出一团棉花，塞进孩子嘴里，双手死死捂住，直到哭声停了，孩子的脸渐渐发紫。她抬起头，眼神坚韧，对着身旁吓得发抖的大娘低声说：“我得保住大家。”洞外，日伪军的皮靴踩雪声越来越近……这究竟是怎样一个母亲，竟亲手结束了自己孩子的生命？ 那年冬天，云蒙山的风冷得像能把骨头冻裂。邓玉芬，53岁，佝偻的背影在雪地里拖出一道长长的痕迹。她不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绝境，但这一次，她的怀里没了孩子的温度。1944年的密云，早已被日军划为“无人区”，村庄被烧，粮食被抢，乡亲们只能躲进山洞，靠野菜和雪水苟活。邓玉芬的家，曾经是张家坟村里最热闹的——丈夫任宗武，七个儿子，热腾腾的十一口人。可如今，家徒四壁，亲人一个个离去，只剩她和满山的孤坟。 邓玉芬的故事，始于一个普通农妇的倔强，却在战火中被锻造成一座不屈的丰碑。她为何一次次送儿子上战场？她又如何在失去一切后，依然扛着扁担走下去？这一切，还要从1933年的那个春天说起——伪满洲国的界碑插进村口，邓玉芬一家被迫逃到猪头岭的草棚里，开始了与命运的抗争。 1933年，长城抗战失败，日军铁蹄踏进密云，邓玉芬的家乡被划入伪满洲国。她和丈夫任宗武带着七个儿子，拖着仅有的几件家当，搬到猪头岭的荒山上开垦。草棚漏风，野菜糊糊是日常，日子苦得像嚼黄连。可邓玉芬从不低头，她常说：“人活着就有希望，姓任的死不绝！”她的倔强感染了全家，七个儿子个个硬气，学会了咬牙活下去。 1940年秋，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十团开进密云，带来了抗日的火种。邓玉芬第一次见到八路军，眼睛亮了。她拉着丈夫说：“这队伍是咱们穷人的队伍，抗日救国，咱得出力！”她当即决定送儿子参军。大儿子永全和二儿子永水率先加入白河游击队，腰上别着土制手榴弹，意气风发地上了前线。三儿子永义从地主家跑回来，嚷着也要打鬼子。邓玉芬没犹豫，补好他的破棉袄，塞一把炒黄豆，送他进了游击队。 家里的热闹少了三分，邓玉芬却更忙了。她白天开荒种地，晚上为八路军缝军鞋、送粮食。她的草棚成了战士们的落脚点，伤员的临时医院。她用粗糙的双手为战士们熬粥、换药，从没一句怨言。村里人都说：“邓妈妈的家，进了门就暖心。”可谁也不知道，这份温暖背后，她的心已被担忧撕扯得千疮百孔——儿子们在前线，枪林弹雨，生死未卜。 1941年底，日军推行“三光”政策，密云被划为“无人区”。村庄被烧，村民被逼进“人圈”，不从就杀。邓玉芬一家誓死不进“人圈”，她对丈夫说：“宁可死在山里，也不给鬼子当奴才！”1942年清明，噩耗接踵而至：永全在盘山保卫战中为战友挡炮弹，壮烈牺牲；永水因伤口感染，死在担架上；永义被汉奸出卖，折磨致死。 更残酷的还在后面。一次日军偷袭，丈夫任宗武和五儿子永禄在转移粮食时被枪杀，四儿子永祥被抓走，杳无音讯。一夜之间，邓玉芬失去了丈夫和两个儿子。她把阵亡通知压在炕席下，泪水流干，第二天照旧挑着扁担上山运粮。乡亲劝她留个后路，她狠狠一杵扁担：“老任家还有种，鬼子杀不绝！” 1944年腊月，日伪军对云蒙山发动疯狂扫荡。邓玉芬带着发烧的小七和乡亲们躲进鸽子洞。孩子烧得迷糊，哭声在洞里回荡，洞外日军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乡亲们屏住呼吸，恐惧像冰水灌满心头。邓玉芬低头看看怀里的孩子，咬破手指，血珠子冻在指尖。她从棉袄里扯出一团棉花，塞进小七嘴里，用力捂住，直到孩子不动了。她没哭，只是低声说：“我得保住大家。” 云蒙山的寒风，像是邓玉芬心里的投影——冷冽却无法将她吹倒。每次送走儿子，她都会站在山坡上，望着远处的潮白河，默默祈祷他们能平安归来。她的草棚，灶台上只有野菜糊糊，墙角堆着给八路军缝的鞋底，油灯昏黄的光映着她布满皱纹的脸。她不是不怕，而是怕也没用。她常对乡亲说：“鬼子再狠，也狠不过咱们的命硬。” 1946年，内战爆发，邓玉芬又送六儿子永恩去县支队。她叮嘱：“别惦记家，好好打仗，立功回来见娘。”可永恩再没回来，牺牲在南湾子的战场上。七个儿子，六个葬身抗战，一个病死怀中，邓玉芬成了孤身一人。 1970年除夕，邓玉芬攥着永恩留下的红五星，静静离世，享年79岁。她临终前说：“别把我埋深山，埋在大路边，我要看着十团的孩子们回来。”如今，张家坟村的七棵柏树郁郁葱葱，枝桠交错，像在诉说那位英雄母亲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