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陈伯达和刘淑宴领了结婚证，这是他的第三次婚姻，也是最后一次。这一年陈伯达46岁，而他的妻子刘淑宴才28岁，两人之间相差了18岁，属于老夫少妻组合了。
陈伯达出生在1904年的福建惠安县，原名叫陈建相。从小在农村长大，他早年就对学习感兴趣，1919年考进了厦门集美师范学校，那时候他每天早起背书，课余还帮家里干活。毕业后，他去了上海，当上了《厦声报》的记者，同时在上海大学文学系上课。那个年代，社会动荡，他接触到各种思想，1925年先加入国民党，干过秘书工作，但很快就转向了革命道路。1927年，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年他23岁，从此开始了一生的政治生涯。不久，他被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学了三年马克思主义理论，1930年回国后，在北平中国大学教书，还负责北方局的宣传事务。1931年，他被国民党抓捕，关了几年牢，坚持住了立场，1937年出狱后直奔延安。在延安，他教书育人，先后在陕北公学和中央党校工作，1939年起成了毛泽东的秘书，帮着起草文件，整理理论材料。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北京的马列学院当副院长，负责理论教育和宣传，生活逐渐稳定下来。
刘淑宴比陈伯达小18岁，1922年出生在四川灌县的一个穷苦家庭。她从小就懂事，帮父母干农活，日子过得紧巴巴的。1938年，她才16岁，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在重庆做地下情报联络。那时候，她伪装成普通职员，在国民党统治区收集消息，传递党的指示，风险很大，但她干得有条理。1949年，她跟着队伍进京，进了马列学院，从事行政和教学辅助。之前，她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前夫叫刘光，早逝了，留下一个女儿刘海梅，她一个人拉扯孩子，日子也不容易。进京后，她继续工作，生活慢慢好转。 陈伯达和刘淑宴就是在马列学院认识的。那时候，陈伯达是副院长，刘淑宴在行政岗位，两人因为工作接触多起来。学院里开会讨论理论问题，他们经常碰面，交流观点。相处了两年多，他们的关系从同事变成了伴侣。1950年春天，他们决定结婚。领证那天，很简单，就去了民政部门，办了手续。陈伯达当时46岁，正处于事业高峰，刘淑宴28岁，带着女儿入住新家。
这段婚姻是陈伯达的第三次，前两次分别是和诸有仁、余文菲，都以离婚结束。第一任诸有仁是福建人，1932年结婚，生了儿子陈小达，但后来分开了。第二任余文菲是延安时期的同事，1944年结婚，生了儿子陈晓农，1948年离异。现在和刘淑宴结合，年龄差距大，但当时看起来还算融洽。他们住在北京的一个普通院子，生活朴素。 婚后，刘淑宴给陈伯达生了两个孩子，大女儿陈岭梅，小儿子陈晓农。陈晓农其实是他们的小儿子，原名叫陈小弟，后来改的。家里多了孩子，日子热闹起来。刘淑宴负责家务和照顾小孩，陈伯达忙于工作，下班回家就看书写东西。起初几年，他们的感情还行，互相支持。陈伯达在理论界有影响力，写了不少文章，如1951年的《论毛泽东思想》，刘淑宴在学院帮忙，偶尔也当他的秘书，帮着整理资料。那个年代，大家都忙于建设新中国，他们的家庭也跟着时代节奏走。刘淑宴的性格直爽，是典型的川妹子，从小革命经历让她坚强，她不怕说实话。陈伯达呢，书生气重，工作上严谨，但家里有时脾气大。
时间推移到1967年左右，陈伯达的工作压力增大，回家后容易发火。刘淑宴察觉到变化，两人开始闹矛盾。她经常直言他的处境，让他觉得不舒服。为了避开争执，陈伯达用职权安排刘淑宴去山东的一个部队疗养所休养。她去了后，很不满，多次写报告要求回来，但没回应。有一次，她在街上发泄不满，当地负责人封锁街道，让她闹腾，但不让她走。最终，他们的离婚申请获批，从此分居两地。刘淑宴留在山东，陈伯达在北京，两人再没见面，就这么老死不相往来。 陈伯达的晚年过得孤单。1988年转到北京市文史馆，继续研究书籍，写了些文章，比如1982年的《求知难》，用笔名纪训发表。1989年9月20日，他因心肌梗死在北京家中去世，享年85岁。丧事简单，由小儿子陈晓农操持，没什么仪式。刘淑宴没去现场，只送了个花圈。陈伯达留下的财产大约两万元，大部分给了陈晓农一家。陈晓农是他们的小儿子，娶了媳妇张兰华，一家子照顾陈伯达的晚年生活。陈晓农后来在出版社工作，帮父亲整理遗稿。刘淑宴呢，1996年6月去世，享年74岁。她一生革命，早年吃苦，晚年独自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