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高种姓，说白了，就是早期白人到印度留下的后代。那时白人占领印度，为了方便管理，才特意整了个种姓制。后来他们又挑选跟自己有关系的人，也就是混血儿来当管理者，慢慢这些家族就变成了高种姓，靠姓氏和家族血脉传下来。 德里老菜市场的晨光里，婆罗门商人安尼尔正用银镊子夹起豆蔻。 他的亚麻长袍熨得笔挺，袖口绣着家族徽记 —— 那是雅利安人入侵时，祭司阶层专用的太阳图腾。 隔壁摊位的达利特妇女卡维塔蹲在地上，用黑泥抹着土豆，指甲缝里的土永远洗不净。 安尼尔的伙计收账时，会把卡维塔递来的硬币丢进铁盘，发出刺耳的响，仿佛碰一下都脏了手。 这场景，像极了三千年前雅利安人骑着马踏入印度河流域时的模样 —— 白皮肤的征服者用吠陀经划定等级，把达罗毗荼人称作 “首陀罗”，注定要世代为奴。 安尼尔总说自己 “血管里流着雅利安的血”，可他护照上的肤色一栏写着 “棕色”。 2018 年印度基因研究所的报告里，北印度婆罗门的白人基因占比平均不到 15%，比他店里的藏红花纯度还低。 但这不妨碍他在婚礼上摆足排场：雇佣二十个首陀罗轿夫抬花车，轿夫们的脚不能沾到他踩过的红毯。 新娘的嫁妆清单里，有一条 “雅利安风格” 的金项链，链坠刻着吠陀经文，其实是深圳工厂的批量货。 种姓的毒，藏在最日常的褶皱里。孟买郊区的纺织厂，工头按姓氏分生产线： 婆罗门坐办公室记工时，刹帝利管机器维修，首陀罗和达利特只能在高温车间踩缝纫机。 45 岁的达利特工人拉杰，右手食指缺了半截 —— 三年前机器故障，工头说 “低种姓的手不值钱”，没及时送医。 他女儿考上护士学校，却因为毕业证上的 “达利特” 标签，被所有医院拒收。 “他们看我的眼神，像看一块会走路的垃圾。” 拉杰蹲在工厂后门抽烟，烟盒是捡的婆罗门丢弃的，上面的烫金姓氏被他摩挲得发亮。 婚姻是种姓最坚固的堡垒。2022 年拉贾斯坦邦的 “荣誉谋杀” 案里，19 岁的婆罗门女孩萨维塔和首陀罗男友私奔，被叔叔用锄头打死在玉米地。 警察在她口袋里发现半张电影票，座位是情侣座，票根上还留着两人的指印。 这样的案子，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每年要记三百多起，北方邦的档案柜里，这类卷宗专门用红绳捆着，像一串串凝固的血。 可也有例外，班加罗尔的软件工程师阿米尔，隐瞒刹帝利身份娶了婆罗门妻子，直到女儿上学填表格，才在 “父亲种姓” 一栏暴露。 妻子抱着女儿哭了三天，最后却选择留下：“我女儿的眼睛像他，这比姓氏重要。” 宗教仪式把种姓刻进骨头里。瓦拉纳西的恒河边，婆罗门祭司用金壶给高种姓信徒泼圣水，达利特人只能在下游掬一捧浑浊的河水。 60 岁的达利特老人克里希纳，每天天不亮就来河边捡垃圾，却从没敢靠近过祭祀台。 “他们说我们的影子会污染圣水。” 他指着祭司手腕上的银镯，那上面的花纹和三千年前雅利安人祭坛上的一模一样。 可现在，年轻的达利特摄影师阿努拉格，正举着相机拍下这一切，照片发在社交平台上，配文：“神的河，不该分高低。” 资源分配的鸿沟，比恒河还深。旁遮普邦的婆罗门地主辛格，手里攥着五个村庄的地契，他的儿子在伦敦读 MBA，而租他土地的达利特农民莫汉，三代人都住在牛棚改的屋里。 莫汉的儿子算过一笔账：自己种一年小麦的收入，不够辛格儿子在伦敦喝一次下午茶。 印度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高种姓家庭的平均资产，是低种姓的 15 倍，北方邦的婆罗门甚至垄断了政府公务员 70% 的高层职位。 改变总在裂缝里发芽。喀拉拉邦的公立学校，强制高种姓和低种姓学生同桌吃饭，十年下来，跨种姓婚姻率翻了四倍。 德里的贫民窟里，达利特青年组织了 “种姓读书会”，每周六读宪法里的平等条款，读得声嘶力竭。 2023 年，印度最高法院判决 “种姓歧视入刑”，虽然执行起来举步维艰。 但在海得拉巴的法庭上， 达利特女工苏妮塔第一次敢直视婆罗门雇主的眼睛，说：“你欠我的加班费，该还了。” 安尼尔的香料店打烊时，卡维塔正收拾摊位。她的小儿子跑过来，举着一张画：一个棕色皮肤的人和一个白色皮肤的人手拉手，旁边写着 “都是印度人”。 安尼尔锁门的手顿了顿，看了那幅画一眼，转身走进暮色里。 参考来源：央广网——印度人察言观色辨种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