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侯宝林将三位妻子叫到堂屋，四人坐下来商量留谁做“侯太太”，大太太和二太太久不作声，三太太王雅兰只是看了侯宝林一眼，侯宝林便决定将她留在身边。 这场看似平静的家庭会议结束后，侯家大院维持了数日的死寂，随后便是悄无声息的搬离。大太太连秀贞和二太太刘淑芳，这两个陪伴侯宝林走过艰苦岁月的女人，就这样各自领了一份家产，消失在了街角。 没人知道她们转身时的表情，只有侯宝林自己后来对朋友回忆时，脸上那复杂的、欲说还休的神情，才透露出几分当年的心绪：“唉，说句心里话，她们三个我是一个都舍不得。一块儿过惯了，热热闹闹的一大家子人，忽然就剩下两人了，你说别扭不别扭。” 留下的王雅兰，从此成了唯一的侯太太。她没说什么，也没庆祝什么，只是默默地接过了这个家全部的里里外外。她比谁都清楚，自己能被留下，靠的绝不仅仅是那一眼的风情，更是她那份实打实的、甚至超过侯宝林的包银收入。 在那个年代，一个京剧名角儿的收入，是相声艺人的好几倍。侯宝林曾自嘲，家里开销，多半还得指望她。王雅兰的留下，意味着这个家不仅有了合法的女主人，更保住了赖以运转的经济引擎。 这个决定，是侯宝林人生中无数次现实抉择的一个缩影。他的一生，就是一部在泥泞中不断向上攀爬，为了活下去和活得好而不断做出选择的历史。 他自己都记不清亲生父母的模样，只模糊记得四岁那年，一个叫张全斌的舅舅把他从天津带上了火车。 从此，他成了北京城里厨子侯连达的养子，有了个新名字侯宝麟，后来才改成侯宝林。这背后，是养母家亲戚的一场交易，他的人生，从一开始就烙上了身不由己的印记。 为了生存，他捡过煤核，卖过报纸，什么苦都吃过。十二岁拜师学艺，尝尽了旧社会艺人的辛酸。 在天桥撂地演出，白天唱戏，晚上还得背着残疾的师兄去妓院卖唱，稍有不慎就是一顿毒打。他曾不堪受辱逃跑，却被养父又送了回去。 生活这口大锅，把他扔进去反复煎熬，没把他煮烂，反而炼出了一身钢筋铁骨和察言观色的本事。 也正是在这最底层的江湖里，他看透了人情冷暖和生存法则。他知道，光有本事不行，还得有眼力见儿。 当他从京剧改说相声，拜入朱阔泉门下后，他敏锐地察觉到，过去那种粗俗、荤段子满天飞的相声路子走不远。 于是，他开始琢磨文明相声，语言干净，格调高雅，这在当时下九流的相声圈里，是一股清流，也让他得以冲破相声不能攒底的老规矩，成了天津各大戏园子压大轴的角儿。 事业上的成功，让他有能力组建一个在当时看来颇为体面的家庭，三房妻室，儿女成群。大太太连秀贞，是明媒正娶，却因丧子之痛染上不良嗜好，最终分道扬镳。 二太太刘淑芳，为他生儿育女，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却无独立谋生之能。 王雅兰的出现是两个独立艺人的强强联合。他们识于微时，同台演出，既是夫妻，也是事业上的伙伴。 所以，新中国成立，《婚姻法》颁布，是法律层面的变革，更是社会风气的大转向。他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相声事业想要更上一层楼，必须紧跟时代步伐。 他与老舍等人发起相声改进小组，创作《婚姻与迷信》等新作品，正是为了让相声这门艺术为工农兵服务。 而一个稳固、体面、符合新社会要求的家庭，是他安心搞事业的大后方。能唱能演、经济独立、且与他有共同语言的王雅兰，是这个大后方最合适的女主人。 此后的几十年，也证明了他选择的正确性。王雅兰为他养育了侯耀华、侯耀文等子女，还将刘淑芳的一双儿女视如己出，维系着家庭的和睦。 而侯宝林则在中国广播说唱团的平台上，迎来了艺术生涯的巅峰。《戏剧杂谈》、《关公战秦琼》等经典作品，通过电波传遍大江南北，他本人也成了深受领导人喜爱、百姓拥戴的艺术大师。 他的一生都在不断地学习和适应。旧社会，他学着如何在江湖立足，新中国，他学着如何让艺术为人民服务。 他甚至自费聘请老师学习英语，就为了在相声里加点洋味儿。晚年，他以古稀之躯，投入到相声理论的研究与整理中，被北京大学聘为兼职教授，真正实现了从撂地艺人到语言大师的蜕变。 1993年，侯宝林走完了他76年的传奇人生。多年后，王雅兰随他而去，两人合葬一处。 信息来源：文化娱乐｜侯宝林：我有三个太太，只能留一个，你说怎么办？ #头号创作者激励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