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德有给毛主席做口译紧张到腿抖，受周总理批评，廖承志站了出来 “1964年7月10日傍晚五点半，’小刘，你有德没有？’毛主席笑着发问。”这句带着浓厚湘音的玩笑话，把人民大会堂西大厅的灯光瞬间点亮，也让站在主席身旁的刘德有大脑一片空白。对于刚过而立之年的他而言，那是一场足以改变职业生涯的“临场考试”。 光阴拨回到更早的1951年春。大连日侨学校新开设中文课，刚从东北大学外语系毕业的刘德有被挑中任教。对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而言，那份薪水并不高，却让他首次与日本教育界打交道。三年课堂磨炼，他明白了口齿清爽、板书简明的重要性，也悄悄养成了搜集日语俚语的习惯。彼时他并不知道，这些笔记将在几年后救自己于“卡壳”之际。 1952年冬天，《人民中国》杂志在北京紧锣密鼓创刊。国家需要一批既懂日语又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年轻人，刘德有就在那批调令里看到了自己的名字。从大连到北京，两天半的慢车颠簸，他在硬座上始终握着辞典。进京第一天，老编辑递给他厚厚一沓稿件，“日文原版，三天交中文排版样。”刘德有埋头苦干，勉强及格。就在他满心欢喜以为自己站稳脚跟时，新的任务到了——外事口译。 第一次登场是1955年10月15日，地点中南海。会见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之前，工作人员悄悄告诉他：“慢一点，准一点，主席最怕概念混淆。”简单八个字，他翻来覆去背，却仍止不住腿肚子打战。那一回，他把“人种”误译成“民族”，周总理当场纠正，刘德有只觉后背顿时被冷汗浸透。更难受的是，紧跟着他就发现自己连站都站不稳——腿抖得厉害。 廖承志坐在一旁看得真切。他没有皱眉，也没有出声指责，只是顺势把凳子挪近毛主席，微笑说：“让我来接一句。”语气轻松，却帮刘德有稳住了局面。整整三小时，会谈因为廖承志的平稳节奏，气氛始终活络。客人们笑声不断，主席时而补充两句湘潭俚语，廖承志也能用地道东京腔“抖包袱”。刘德有悄悄观察，生怕再掉链子。散会后他追到走廊，主动鞠躬致谢。廖承志拍拍他肩膀：“紧张很正常，别怕，去多读点日本杂志。”一句话点醒梦中人。 真正让刘德有下定决心恶补历史与文化的，是1957年3月11日那场电影代表团的翻译事故。周总理与日本导演牛原虚彦谈到“阮玲玉”，刘德有却对这位影星一无所知，翻译瞬间中断。沉默不足五秒，已让他仿佛过去了五年。周总理在他手边的本子上写下“阮玲玉”三字，再写一遍。会见结束后，总理把他单独留下：“年轻人不能割断历史。” 批评不算重，却直戳软肋。刘德有回到宿舍翻出日记，第一行写下“历史是翻译的影子”。从那天起，他给自己定下早晚各读一小时近代文化史的规矩。几年后回忆，他感慨：“周总理那三字，让我把轻飘的脚固定在土地上。” 1961年10月7日，日中友好协会代表团来京参加国庆盛典。毛主席在勤政殿会见，刘德有再次担任首席口译。先前几次经验让他镇定不少，但主席引用成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时，他还是没听准湖南口音的结尾。坐在左侧的廖承志轻轻说了四个字“同类呼友”。刘德有会意，迅速补译过去。日本客人点头，主席继续话题，场面如行云流水。事后他对朋友半开玩笑：“廖老是我的‘移动词典’，有他在就像上了保险。” 值得一提的是，廖承志那份“移动词典”并非天生。1899年生于日本东京，16年留日生活，他熟悉的不仅仅是语言，更了解日本政治光谱、社会习俗以及大众心理。在抗日战争期间，他穿梭香港、广东，筹款、建队、策反三管齐下，早已把日本极右与普通民众严格区分。也正因如此，1950年代中国推动“民间外交”时，他是天然的桥梁。刘德有多次在不同场合听他讲：“真正的敌人是 militarism，不是日本人民。”这句话对翻译工作同样适用——措辞代表态度，保留分寸，才能留下对话空间。 翻回到1964年7月。那天会见日本社会党五个代表团前，刘德有想着再也不能穿短袖白衬衫，特意借来一件深色西装。没想到大厅里空调温度打得低，他一面翻译一面出汗。就在他刚擦掉额头汗珠时，毛主席突然转向他发问名字，紧接那句“你有德没有？”众人笑声起，气氛活泼。然而刘德有却一时语塞。旁边同事接话：“刘先生品质甚佳。”这一化解又让他体验到口译员在“开放场”里所处的尴尬：既是隐身人，又随时可能成为交谈焦点。 那次会晤后，刘德有暗暗给自己加码：不仅要备成语典故，还得准备哲学、军事乃至化工、农业基本术语。因为和日本友人谈判，话题常常从马克思主义跳到生物学，稍不留神就会“掉坑”。他买来十几本日文版《辞海》《大百科》，逐条做卡片。三年下来，已积攒两万多条索引。 1968年，他随代表团去东京参加文化交流，日方官员惊讶他的日语发音更趋关西腔，私下夸赞：“像京都老先生”。刘德有笑而不答，内心却清楚，这是无数深夜练习舌位的成果。藤山纯一后来对媒体说：“刘先生的语速与高低起伏，与广播主持人无异。”这句评价，算是对他从“紧张腿抖”到“台上自如”的最好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