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蒋经国在台北病逝，深夜时分，灵堂里却来了两个神秘的男子，这两个男子故意避开所有值班人员，拉出躺在冰柜里的蒋经国的遗体，两人同时跪在遗体面前，磕头之后，叫了声：“父亲。” 那是章孝严和章孝慈。 章家兄弟的身世，从来不是秘密，但也从未被正面回应。 他们的母亲叫章亚若，江西南昌人，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律师，做过县长，家教严格，才貌双全。早年丧夫，带着一身清冷气质和不服输的性格，在抗战最激烈的时候，成为赣南宣传队一员。 1938年，她在南昌演出一场京剧，吸引了台下的观众——蒋经国。 那年蒋经国刚从苏联回国，在江西担任要职。 说是副处长，其实是个实打实的特务头头，办事果断，脾气拗得很。 见章亚若第一眼，他就被那种“宁为玉碎”的气质打动了。 之后两人在赣州重逢，蒋经国把她调到自己身边当文书，又让她进“青年干部训练班”受训。 台上是上司和部属，台下却是渐生情愫的男女。 章亚若对蒋经国并非一见倾心，她知道蒋已有妻子蒋方良，苏联人，婚后还育有子女。 在那个动荡年代，一个寡妇若是与权贵有染，被人戳脊梁骨是小事，搞不好还会引火上身。但感情这事从来讲不清道理。 两人终究走在了一起，还悄悄生下了一对双胞胎。 1942年初春，章亚若在桂林产下两个儿子，蒋经国给父亲写信，说这是他最欣喜的一天。 蒋介石回复很快，答应替两个孙子赐名“孝严”“孝慈”，但附上一句重话：不得姓蒋，亦不得公开此事，章亚若必须“待产完即隐”。 这封回信，是一切悲剧的起点。 双胞胎出生不到半年，章亚若在一次赴宴归来后突发急症，被送往桂林省立医院。 刚打完针，她就喊“我看不见了”，接着全身发黑、倒地昏迷，没挺过第二天。 知情人都说是“中毒”，但没人能说清是谁下的手。 有人说是戴笠，因为章在军统眼中“来历复杂”；也有人指向黄中美，蒋经国的亲信秘书。 但真相始终没有定论。 蒋经国没再追问，也许他追过，但最终什么也做不了。 他只是派人草草安葬了章亚若，墓地就在桂林凤凰岭，荒草丛生，连墓碑都只是一个石头小牌。 母亲死后，章孝严和章孝慈被章家的外婆带走，先藏在南昌，1949年随国民党迁往台湾。 彼时他们还不到七岁，连父亲长什么样都没记清楚，就已开始了一段漫长的“隐姓埋名”的人生。 他们的身份证上，父母栏写的是舅舅舅妈的名字。 住在新竹一间老房子里，靠赊米度日。 最难的时候，兄弟俩为了谁去赊米，剪刀石头布决定输赢。 蒋经国会派人送生活费，也会拜托将军王升照顾他们的学业和成长，但这些帮助从未摆在明面上。 他们上高中之前，对自己的身世全无所知。 只是渐渐地，他们发现街坊邻居看他们的眼神总带点奇怪。 有一天，孝严回家问外婆：“我是不是你亲生的？”外婆没吭声。 等第二天，她把两兄弟叫到床前，说：“你们是你妈妈章亚若生的。”从那以后，他们便知道了一个更大的秘密：自己，是蒋经国的儿子。 上大学、留学、进入职场，两兄弟凭本事一步步爬上去。 章孝严成了“外交部”次长，章孝慈在东吴大学当了法学系主任。父亲蒋经国就在台北，几公里之外，却始终像隔着几座山一样遥远。 蒋经国并非毫无情感。 他从未与两个儿子正面接触，但每次孝严出访国外回来，总会托人捎点小东西——异国香水、领带、西装布料，送到父亲身边。 据说蒋经国收到后会笑，会摸着那几件小东西看半天，可就是不说一句“让他们来见我”。 哪怕在国宴这种必须同场的场合，他们也彼此避开。 只是没人知道，在夜深人静时，章孝严有没有偷偷练习过“爸”这个字，练了一遍又一遍，却终究没说出口。 1988年，蒋经国去世，葬礼未邀请章家兄弟。 他们只能托蒋孝勇帮忙，才有了深夜灵堂的那一跪。 这件事埋在心底十几年，直到2002年，章孝严决定正名。他年已六十，还是不甘心身份证上写的是舅舅的名字。 他亲自跑了户政事务所，带着当年从桂林医院找到的出生证明，还有王升留下的汇款记录。 说得很简单：“我想写上父母的真名。” 对户所来说，这事不好办。 没有婚姻登记，蒋经国也没留下明确手书承认身份，蒋方良还坚决反对公开。 但他们查了资料，发现那份出生证明的确真实可信，王升的证言也有根据，最终破例批准修改。 那年冬天，章孝严拿到了新身份证。 父母栏上，清清楚楚写着：蒋经国，章亚若。 他没有大肆张扬，也没有接受媒体采访，只是带着家人回到桂林，站在母亲墓前，把身份证放在香炉边，说：“妈，我做到了。” 次年，他又带着家人去了一趟浙江溪口，蒋家的祖居“丰镐房”。 那里供着蒋氏历代祖宗的牌位，族谱厚厚一本，章孝严和弟弟的名字，终于被写进去了。 族人很客气，对他说：“欢迎你回来。”有人叫他“蒋孝严”，他没纠正，只是点头。 那年，他已经是白发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