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蔡孝乾叛变后，国民党便在全岛抓人，刘光典侥幸逃脱四年之久，期间他“匿居山间，掘地为穴，长年过着类似原始生活。” 故事要从1950年初的台湾说起，当时，整个岛屿笼罩在一片肃杀的氛围之中，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的叛变，引发了一场剧烈的政治地震，超过一千八百名相关人员受到牵连。 国民党特务手持长长的名单，在全岛展开了疯狂的搜捕，此时，刚刚第二次潜入台湾执行任务的刘光典，因为恰好前往台北办理离台手续，侥幸躲过了第一轮抓捕。 然而，他很快发现，接头的同志已经失联，整个地下组织几乎被摧毁，他与大陆的联系也彻底中断了，他立刻意识到自己已经暴露。 机场、码头，到处都张贴着印有他照片的通缉令，唯一的出路就是逃离，在台湾本地地下党员王耀东的帮助下，他一路南下，最终躲进了台南与高雄交界处的深山老林里。 他以为这只是暂时的躲避，却未曾想到，这一躲，就是整整四年，一千四百多个日夜，在踏上这条道路之前，刘光典的人生是另一番景象，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出生于东北，头脑灵活，精通英语和日语。 原本，他可以安稳地在上海的洋行里拓展业务，或是在北平的家中享受平静的家庭生活，但他选择了另一条路。 为了支持革命事业，他自愿出资十两黄金和一千美金，在上海筹建公司作为组织的掩护据点，当他临危受命前往台湾时，他带去的是足以影响战局的关键情报，其中就包括台湾西海岸的军事部署以及关乎渡海作战成败的气象和海潮密码。 然而，在深山之中，他曾经的身份和技能都失去了意义，他不再是那个风度翩翩的商人，而是一个为了生存而挣扎的“野人”。 起初，身上残存的钱还能从山下的农民那里换取一些食物，当钱财耗尽后，他们只能完全依靠山林，他们亲手挖掘洞穴作为栖身之所，饥饿时靠野果野菜充饥，干渴时只能饮用山泉。 为了换取一点盐巴等生活必需品，这位曾经在商场上挥洒自如的精英，不得不学着编织竹器，再偷偷拿到山下换取微薄的收入。 比物质匮乏更严峻的考验，是精神上的隔绝与煎熬，他与组织彻底失去了联系，对大陆的局势一无所知，也无法得知家人的任何消息。 他就像一个断了线的风筝，在无尽的黑暗中独自漂浮，在那些漫长而孤寂的夜晚，他是否会想起远在大陆的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孩子？是否会对自己当初的选择产生片刻的动摇？我们无法确知他内心的全部挣扎，只知道一个事实：他坚持了下来。 他没有像蔡孝乾那样，为了个人的安逸而出卖同志与信仰，他在最极端艰苦的环境中，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守住了自己的信念。 即便如此，命运的追捕并未停止，1954年2月，由于一名被捕人员的叛变，国民党特务最终锁定了他的藏身区域。 大批军警迅速包围了那片山林，在一处隐蔽的沟壑中，将衣衫褴褛、面容憔悴的刘光典和王耀东抓获，被捕后，国民党特务认为抓到了一条可以挖掘出更多秘密的“大鱼”。 然而，无论他们使用何种手段，都无法从刘光典的口中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一计不成，他们便采取了更为阴险的策略：制造谣言。 他们对外散布消息，声称刘光典已经“投诚”，并精心挑选了一个与他身形相貌都极为相似的特务，派往香港从事破坏活动，以此混淆视听，离间他与组织的关系。 这个谣言，在当时两岸信息完全隔绝的背景下，给刘光典的家庭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由于无法核实信息的真伪，他的家人背负上了“叛徒家属”的沉重污名。 他的妻子王素莲，在巨大的精神压力和无尽的误解中，健康状况急转直下，于1955年不幸病逝，年仅32岁。 直到生命的尽头，她也未能等到丈夫归来的消息，更未能等到他沉冤得雪的那一天，他的三个孩子，也在这种阴影下度过了异常艰难的成长岁月。 在监狱中被关押五年后，国民党当局认定从他身上再也无法获取任何情报，1959年，一张由蒋介石亲笔签署的死刑令，终结了他年仅37岁的生命。 刘光典这个名字，似乎就要连同那些误解和谣言，一同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然而，历史终究会记录下真相。 数十年后，随着尘封的档案逐渐解密，事实的轮廓开始变得清晰，1988年，一位从台湾返回大陆的老同志，带回了一份珍贵的烈士名单，上面清晰地记录着“刘光典 旅顺人”。 这几个字，为他正名之路撕开了一道光亮的口子，随着更多史料的披露，他被捕后的坚贞不屈，以及国民党当局造谣污蔑的行径，都一一得到了证实。 1991年，组织正式为他恢复名誉，2008年，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这份迟到了近半个世纪的公正，终于还给了英雄应有的荣光。 如今，在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的石墙上，镌刻着刘光典的名字，每一个看到这个名字的人，都应铭记，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有这样一位隐蔽战线的英雄，他以自己的方式，诠释了何为忠诚与坚守。 信源：刘光典早期革命生涯——2015年01月29日人民政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