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林改造最难的两个人，一个黄维，一个文强，两个人却都不愿意去台湾！     1

功德林改造最难的两个人，一个黄维，一个文强，两个人却都不愿意去台湾！     1975年的北京，春风吹过德胜门外的功德林，293名战犯接过了特赦通知书。     人群中，71岁的黄维和64岁的文强格外引人注目，他们两个是这座监狱里出了名的“硬骨头”，改造时间一个长达27年，一个整整26年，比同期大多数战犯都要久。     可令人意外的是，当台湾方面递来重金厚禄的邀请，许诺补发数十年薪资、恢复昔日名誉时，这两个曾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拒绝。     黄维的顽固在功德林是出了名的，1948年淮海战役中，他率领的十二兵团全军覆没，被俘时他试图用剃刀自尽，被拦下后仍大骂着“士为知己者死”。     进入功德林后，他就像一块捂不热的石头，别人平均18个月就会写下悔过书，他却始终宣称“无罪可悔”，唯一觉得惭愧的是十几万部下跟着自己溃败。     他在囚室里反复抄写文天祥的《正气歌》，磨秃了十几个钢笔尖，还留起了胡子，说国民党时期留的胡子不能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剃掉。     管教让他学习指定书籍、谈心得体会，他却屡屡反驳，甚至在别人讨论四大家族盘剥百姓时故意抬杠。     更特别的是，他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研制“永动机”上，图纸和资料堆了满满一屋，有人说他这是在逃避改造，可他却一头扎进去不肯回头，后来转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时，还特意把实验设备一起带了过去。     其实黄维原本被内定在第一批特赦名单里，就因为这份顽固，最终错过了那次机会。     不过在关押期间，他突发胸膜炎，战犯管理所连夜派车送他去协和医院治疗，后来得了结核病，医护人员精心照料了四年才彻底根治，哪怕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管理所也从没断过他的肉类供应，这些细节他都默默记在了心里。     文强的经历则更为曲折，他是黄埔四期毕业生，和林彪同班还做过他的班长，更特殊的是，毛主席是他的姑表弟，周总理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和老师。     早年他曾是中共早期军事骨干，管辖过四川23个县，后来因遭受不公正处分，又恰逢上海白色恐怖找不到周总理申诉，最终在戴笠的邀请下加入了军统。     被俘后，文强始终憋着一股劲，他觉得自己的遭遇充满巧合，若当初程潜起义时自己在长沙，或许就不会落到被俘的境地。     进入功德林后，他和黄维一样拒绝写悔过书，整整26年，他的悔过书始终是空白。     他曾是军统北方区区长，手握情报大权，在东北收编过几十万伪满军警和土匪，可到了功德林，他既不参与派系纷争，也不迎合管教的改造要求，就这么硬扛着，成了监狱里另一块难啃的“顽石”。     管理所里的战犯相互改称“同学”，还成立了学习委员会，可文强很少参与这些活动，大多时候都独自沉默，坚守着自己的底线。     就在他们走出高墙，重新获得自由时，台湾方面的邀请接踵而至。     黄维收到了台湾的电报，承诺补发他27年的中将军饷，恢复他“党国英雄”的名誉，甚至允许他在大陆和台湾之外的第三方定居。     可黄维在记者镜头前直接撕毁了电报，后来有人问起，他拿起《台湾府志》说，郑成功从荷兰人手里收回的地方，哪有再送出去的道理？     他还坦言，蒋对他有知遇之恩，陈诚对他恩重如山，可共产党待他也不薄，他不想负任何一方，更不想去台湾做依附他人的“难民”。     文强则在访问美国时，被老朋友告知台湾留了一百万美金给他，只要他愿意过去就能领取，还能享受高级待遇。     面对这笔巨款，文强只是平静地说了句“我不去”，没有丝毫犹豫。     他早年加入军统时就曾坚持“只抗日，不反共”，内战失败后他早已对国民党的体制失望，不想再卷入无谓的纷争。     他们或许有过执念，但最终都认清了内心真正的归宿，并为两岸的和平与交流尽一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