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建，不建中国将落后30年！”2016年，杨振宁曾顶着骂名，极力反对花2000亿建大型粒子对撞机，杨振宁指出：“就算建成，也是给外国人做嫁衣，不如把这2000亿元用在基础教育上，才是真正的钱花在刀刃上！” 这场争论最激烈的时候，是2016年，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顶着骂声反对。 杨振宁先生提出不同意花2000亿建这个大型粒子对撞机的时候，不少人不理解，觉得他是在阻碍科技进步，骂声也跟着来了。 可能有人会好奇，这对撞机到底是啥？ 简单说，它就是个周长能有100公里的环形设备，比现在全球最牛的欧洲LHC对撞机还大。 它主要是用来研究“希格斯粒子”的——也就是常说的“上帝粒子”，算是去探究宇宙最底层的秘密。 在王贻芳这些支持者眼里，这绝不是个没用的“科研玩具”，而是一张国家级的名片。 他们觉得，要是能建成，就等于告诉全世界：在基础物理这种最尖端的领域，中国不再是跟在别人后面跑的角色，而是要当领头羊了。 而且好处还不止于此，建这么复杂的设备，能逼着咱们自己把超导磁体这种高端技术搞明白——就像菲尔兹奖得主丘成桐说的，这种项目能抬升国家的国际地位，还能像磁铁一样，把全世界最聪明的科学家都吸引到中国来。 杨振宁没说基础科学不重要，只是觉得步子不能迈得太急、太大。 上世纪90年代，美国要搞一个“超导超级对撞机”，一开始预算才44亿美元，后来一路涨到110亿，最后国会直接砍了项目，成了个烂尾工程。 这事儿就像一面镜子挂在那儿，提醒大家，再宏伟的理想，也得考虑实际风险。 尤其那时候，咱们正面临芯片被“卡脖子”的难题——华为这些企业因为缺高端光刻机，生产高端手机、芯片都受影响，日子不好过。 很多人都在问：既然有2000亿，为啥不先砸去攻克光刻机技术？ 更让人可惜的是，咱们1966年其实就造出了光刻机，当时技术还挺先进，可后来没坚持下去，技术线断了。 有了这个历史遗憾，杨振宁说的“远水救不了近火”，听着就更有分量了。 而且杨振宁最在意的不是机器，是人。 他当年在中科大办“少年班”，就是想给国家多培养些科技好苗子。 他觉得，咱们现在最缺的不是顶级的对撞机，而是能玩转这些顶级设备的人才。 基础没打牢，就算有了好机器，也没人能把它的作用发挥出来——与其急着盖一座“对撞机摩天大楼”，不如先把基础教育的地基垫稳。 好在这场争论没让大家钻牛角尖，也没走到“非建不可”或“绝对不建”的死胡同里。 中国的决策者既没被“落后30年”的紧迫感冲昏头，也没因为“怕烂尾”就彻底放弃长远目标。 首先是项目自己做了调整，一开始说要2000亿，确实让不少人觉得压力大，到2023年的技术报告里，预算降到了360亿，算是正面回应了大家对钱的担心。 2018年的时候，这个项目还被写进了国家“十三五”规划，等于拿到了官方的“准生证”。 今年，还有个国际专家组专门审核了它的技术设计，最后给了肯定的评价。 这一步步走得都很稳，既没放弃对基础科学的追求，也没不管现实风险。 到后来大家慢慢发现，这根本不是“二选一”的题。 咱们一边对CEPC这种“为未来播种”的项目保持耐心，计划2027年才开工，不急于求成；另一边，也在尽全力攻克芯片、光刻机这些“马上要摘果子”的难题，两边都抓，两边都没放松。 回头看，这场争论其实没谁是绝对的赢家。 杨振宁怕咱们走太快摔跟头，王贻芳怕咱们错过领先的机会，正是这两种不同的声音相互提醒，才让咱们走得更稳。 说到底，这场争论的价值早就超过了对撞机本身——它逼着整个国家去思考，怎么在仰望星空追求理想的时候，也不忘记脚踏实地解决眼前的问题；怎么在有限的资源里，找到长远发展和现实需求之间的最佳平衡点。 而这种能权衡、会取舍的能力，比任何一个高科技工程都要金贵。
